科学对待申遗工作 功利申遗导致轻视管理与保护
功利申遗，导致轻视管理与保护
“申遗热总体上会增强全社会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但有些申遗是为了提升地方知名度，拿块牌子搞旅游搞招商，安徽古村落的申报成功引来上百个村镇群起效之就有趋利之嫌；有的地方将申遗作为政绩工程，党政一把手亲自上阵，投入大量人力财力；有些申遗明显带有商业炒作的成分，比如芦蒿、菊花脑申遗；听说算命的也要申遗，这更是申遗庸俗化的不严肃行为。”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认为，时下各种申遗，在保护遗产的大旗下，藏着形形色色的动机。
为了打造地区品牌、创造更多经济效益而申遗是可以理解的。申遗成功，在客观上有可能起到带动经济的作用，如平遥古城，申遗前一年收入不过18万，申遗成功后，每年门票收入就达500万。但贺云翱指出，过于功利的申遗热，很容易导致重申报、轻管理、轻保护的结果。很多时候申遗并不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效益，需要长时间的累积。急于“贴现”的地方政府往往看不到这一点，一旦达不到目的，保护的热情很快会从沸点降到冰点。还有地方官员这样说，“我这里申遗成功，再来加强保护。”这显然是一种本末倒置的错误想法。还有一些可以联合申遗的项目，比如江南古镇、剪纸等，地方利益导致各自为阵，影响了申遗进程，也不利于整体保护。
开发过度，把遗产当成摇钱树
南京明孝陵成为世界遗产后提高票价，曾引起非议。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杨新华认为，要辩证看待这个问题，提高票价可以限制客流，更好地保护明孝陵。
不过，杨新华坦言，国内一些遗产保护地的过度开发行为值得警视。有些地方把遗产保护地变成了经济开发区或旅游开发区，把世界遗产当成“摇钱树”，不惜以牺牲和破坏世界遗产为代价，换取暂时的经济繁荣。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旅游设施泛滥，受到联合国的黄牌警告后，为保住称号而进行的整改工作共计花费10亿元，比已获得的经济效益高出数倍。泰山上的索道，就像亲人额头上被砍掉一块，非常让人难受，但这道伤疤却无法修复。
为杜绝对文化遗产重开发轻保护的现象，国家文物局近日颁布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每年将向社会公布对各地世界文化遗产的监测结果。同时，国家文物局还将建立《中国世界文化遗产警示名单》，对保护不力的遗产地提出警告，对受到警告但不及时整改的遗产地还将建议列入《濒危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申遗成功，仍面临发展困境
今年4月，江苏省昆剧院的一批中青年演员到周庄古戏台“跑码头”驻演3个月，每人演一场只拿50元报酬。“我们演出和歌星演一场上万元不好比，主要目的是为了普及推广昆曲。”省昆院长柯军说，昆曲在2001年成为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影响力扩大了，政府对昆曲也给予了大力扶持，但是昆曲的生存状态仍不容乐观。昆曲从业人员总体收入偏低，想学昆曲演昆曲的年轻人凤毛麟角，昆曲人才青黄不接，现有为数寥寥的昆曲人多是出于对昆曲的热爱和奉献精神而坚守在这方舞台，昆曲观众也仍局限于少数戏迷群体，对大众普及昆曲的工作任重道远。
“该文化遗产除对本地区的文化有绝对的影响力外，她们‘活'下去的机会也要远远大于‘死亡'。”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入围非物质遗产的一项考查标准，昆曲在未来仍要经受住这一标准的考查。
申遗成功可能会给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光环效应，这种光环并不能直接带来效益，其自身还要努力谋求生存之路，谋求未来的传承与发展。古琴大师李祥霆来南京演出时曾说过，像昆曲、古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一些快要进入博物馆的濒危文化，与现代人距离很遥远，如何让它们活在当下，在今天是一个并不轻松的课题。
用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对待申遗
南京云锦研究所所长王宝林告诉记者，南京云锦启动申遗工作已经6年，2002年就列入国家预备申报清单，至今仍然在世遗大门外等待。目前，全国已有200多个项目有申报世界遗产的意愿，一个国家每年最多只能申报两个项目，照此计算，中国完成所有项目的申报至少需要100年。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对申遗热给予肯定的同时，在多个场合一再给申遗热“泼冷水”。他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申遗”项目的要求越来越高，审查越来越严，谁也不能确保我们的申遗项目一定能“过关”。因此，我们一定要端正申遗目的，无论是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还是准备“申遗”的项目，都要加强保护。
多位专家也指出，要用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对待申遗。“申遗”的目的不外乎一是保护、二为发展，而要实现这两个目的，“申遗”只是一种较好选择，而决非惟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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