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后，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也积极投入其中，副院长李迪华带该院广大师生两次亲赴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研究灾区重建选址、城乡布局、村镇规划等课题，并在第一时间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完成了《和谐生态家园重建工作手册》的编制工作。他们对灾区文物与乡土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记者：在贵院出版的《和谐生态家园重建工作手册》中，有一章是关于文物与乡土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内容，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李迪华：汶川地震区域自然和文化遗产资源丰富，藏族和羌族都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拥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创造了异常丰富的乡土文化。这些文物与乡土文化遗产是震区人民千百年来与这一片土地协同进化的结果，是他们生存智慧的结晶，承载着这块土地文明的记忆。这是吸引我们开展此项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记者：对于灾区文物与乡土文化遗产的保护，您有什么建议？

　　李迪华：首先，在针对地震灾区文物与乡土遗产受损情况深入调查与评估的基础上，清理、保护的政策和措施需要立即出台并迅速执行，防止受到其他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的再次破坏，并为文物与乡土遗产的重建及长远发展提供可能。

　　我们把文物与乡土文化遗产分为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两部分，而物质遗产又分为已列入各级文物局保护清单的文物和尚未列入保护计划的乡土遗产两部分。在本次地震中，文物损坏都非常严重，但我们更加关心的是没有列入文物范畴的乡土文化遗产。文物有文物单位做它们的“父母”，而乡土文化遗产的“父母”是在地震中受伤严重的当地群众。如何在救人的同时抢救乡土文化遗产，是我们特别关注和特别担心的。但这些问题非常复杂，我们只是提出了初步的原则和方法，具体操作一定要到现场参与具体的项目才能确定。

　　就乡土文化遗产而言，让人忧心忡忡的是目前灾区对口援建办法可能带来的弊端。据我了解，对口援建的省市多采取层层承包的方式，带钱、带人甚至带施工队帮助当地人重建。这种强势的援建，有可能是以当地人失去在家园重建中的话语权作为代价的。这种方式，效率当然是最高的，但对乡土文化遗产的冲击也可能是最大的。汶川地震灾区也许会在很短的时间就完成重建，但建成的城镇、乡村，从建筑形式甚至建筑标准上很可能变成四川的山东、吉林和广州。就像我现在呆的这个办公楼，来自广东省的建筑设计院使用了当时南方的下水管标准，搬入后半年内，几乎全部男厕所的小便池堵塞，半数大便池不能使用，去年学校耗资千万元专门修缮大楼的下水系统。人为原因造成当地文化和景观的改变，修复起来难度很大，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记者：所以，我们要遵循当地文化和自然景观的生存方式来对震区的乡土文化遗产进行重建规划。

　　李迪华：是的，震区群众可能很快会得到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家园，但也可能会永远失去他们花了几千年才建立起来的精神家园。想到这个问题，我经常夜不能寐。

　　援建不应该成为一种施惠，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当地人的文化、生活，理解当地人与自然的关系，援建行动可能会造成乡土文化遗产资源新的损害。我不反对改变，但我认为，只有当地人才有权决定他们要如何改变，当地人自己作主的重建才会符合他们的长远利益。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这次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乡土文化遗产应如何开展保护抢救工作？

　　李迪华：此次地震受灾区域最严重的乡土遗产是羌族建筑群及其文化遗存，其价值、规模、独特性、破坏程度在这次震灾涉及到的众多乡土遗产中都是无可替代的。因此，我们希望对它的研究可以成为一个模板，并对其他乡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起到借鉴作用。

　　羌族被誉为“云中的民族”，高耸的碉楼建筑用石或土建在陡峭的山上，在世界建筑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虽然部分碉楼已经列入了国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和国家文物保护体系，但对于这个区域广大的羌族建筑与部落及其历史遗存的保护从来没有被纳入正轨。所以，对我们来说，抢救行动刻不容缓。首先，对于羌寨的保护应以“整体并活着”保留下来为原则，尽快组织对当地羌族震后遗存状况的调查，掌握第一手的现状资料，针对不同的毁坏程度制定针对性的保护计划。其次，对于灾后幸存的羌寨，应作定期的修缮，并对其内部的舒适性进行改造，使其中羌人的生活得以改善，而且要将破损的建筑尽快进行修缮。最后，设定保护区域，在经济允许时持续地进行恢复和重建，保留它们重生的机会才能保住羌寨仅存的完整性。在“等待”的过程中，保留本次地震在内的全部历史信息，作为大地震灾害遗址遗迹，也是对后人的启迪。

　　多元文化的丧失，是个体的消亡也是群体生命力的消亡，这是人类文明共同的损失。震区的恢复重建应以生存和发展的眼光抢救和保护文物与乡土文化遗产，并通过长久的努力使之逐渐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所以，我们要尤其重视乡土文化遗产在营造健康精神家园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者简介：李迪华，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