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善良得机遇，读大学、搞科研、当领导

　　“那么您是怎样成为工程师，并升任植物园领导的呢？”记者问道。

　　“这主要是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善有善报、上了大学。”张总继续道：“文革中，北京植物园书记、副主任，被红卫兵揪斗，红卫兵们对书记又打又斗，十分野蛮。我当时虽然是工人，但也因有台湾海外关系，说话有所顾虑。但我还是顾不得个人可能会引火烧身，勇敢地站出来为书记说话。我对红卫兵说，我们植物园的书记是老八路，是抗日英雄，他为了杀鬼子，身上负了许多伤。患难见真情，书记对我十分感激。文革中期，园林局办了一所‘西山风景区721大学’，书记就送我去脱产学习了二年。许多721大学后来国家未承认学历。但园林局办的这所721大学非常正规，首先是教师都是北京著名大学的知名教授；再则，教学有教材、有教学大纲、有教案、有考试成绩记录。因此国家在对学员进行了一次补考后，便承认了大学学历。”

　　“‘善有善报’是一个合情、合理、合道义、合人本性的最高尚的准则。这一准则在您身上再一次得到了体现。这是您做一个善人、行善事完全应该获得的回报。”记者真诚地说道。

　　“我今天能取得一些成绩，除了自学外，我必须衷心地感谢那些教我知识的老师，没有这些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张总说道。

　　“吃水不忘挖井人，您是一位知恩、感恩，有情有意的人。”记者说道。

　　“回想当年这些大学老师教我们的日子，一切情景都历历在目。”张总继续道：“我当时负责接送老师来上课，学校的交通工具只有一辆摩托三轮小货车，连坐椅都没有，老师就坐在放在车厢里的小板凳上，一路颠簸来到学校。中午就是两个大菜包子外加一碗汤。当时我们也只有这样的物质条件了。虽然条件很差、很艰苦，但老师们为能教上书、发挥自身知识的作用都很满足。这些老师虽然都是北京林大、农大的有名教授，但由于在文革中，没有人重视知识，也没有人尊重知识分子，许多老师一直在干校劳动，他们刚刚从外地干校回到北京，因此有书教就让他们非常高兴。”

　　“那另一方面呢？”记者问道。

　　“另一方面主要是靠自身的努力与才能。”张总继续道：“当时植物园的元宝枫树出现了一种怪病，树的叶子很快枯黄、卷曲、脱落，树叶落光，造成树也枯死，不管怎样向树叶上喷药都无济于是。”

　　“肯定是一种害虫造成的。”记者说道。

　　“关键是这种害虫叫什么学名，它有什么特点，怎样才能杀灭它。”张总继续道：“为此我请教了我的老师杨教授。杨教授看了之后对我说，这是一种细蛾。但这种细蛾叫什么，有什么特性，怎样杀灭它，他也不得而知。于是杨教授又向我推荐了中国小蛾专家、权威刘友桥教授。刘教授对我说，他刚好因公要去英国，他到大英博物馆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这种细蛾。若没有，那么这就是一种人类尚未发现的新害虫。”

　　“后来的结果如何？”记者急切地问道。

　　“后来的结果是，这果然是一种人类尚未发现的新害虫。”张总继续道：“为此，植物园设立了一个科研课题，经过研究，我发现这种新害虫是藏在嫩叶中萌发的，当技术人员发现元宝枫树的叶子开始发黄、卷起时，害虫此时早已逃跑了。而这时园林工人再全力向树叶上喷药，所做的就完全是无用功了。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收获却是零，这就是科学研究落后与生产行为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那么您后来是如何完成这一科研课题的呢？”记者问道。

　　张总认真地回答道：“经过耐心、细至的实地考证、观察，我发现这种害虫在上树来到树叶之前，都集中躲藏在树近旁的草丛中，但此时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也很难发现它。因为此时树叶还是一片茂盛兴旺，谁会在一棵生长很好的树上寻找害虫呢？因此，发现了新害虫的这一规律后，抓住这一大好时机，向草丛中集中喷药，就可以一举将这种新害虫完全、彻底消灭掉，且消灭办法十分简单、方便、容易推广，实现了省时、省力、省钱的目的。”

　　“这项科研成果十分重要，不仅发现了人类所不知的新害虫，关键是还找到简捷易行了解决办法。我相信这样的科研成果一定会获奖。”记者说道。

　　张总笑着高兴地说道：“获得了市政府科技一等奖。这是我个人第一次获奖，也是北京植物园获的第一个科研成果奖。由于我当时还未拿到大学文凭。我的文化程度还是初中毕业，因此我的工程师职称，完全是靠这个科研成果奖获得的。因为人事部门有国家文件，只要获得一定层次的科研奖，评工程师职称时不必考虑学历。正是有了工程师职称，我才符合了中央刚刚才开始提出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领导干部四化的要求。‘年轻化’，当时我还才37岁；‘知识化’，我之后拿到了大学毕业文凭；‘专业化’，我有了工程师职称。”

　　“您怎么未提‘革命化’呢？”记者问道。

　　“您这个问题又提得很及时。”张总回答着，继续道：“我当时还不是党员，不符合当年‘革命化’的要求。但事情说来也巧，中央此时有了新文件，直系亲属在台湾的也可以入党了。我姐姐1952年就成为了预备党员,53年中央就做出规定，有台湾直系亲属关系的暂停批准入党。这一停就是整整30年，直到1983年才恢复她的党籍，并让她补交了30年党费。我25岁申请入党，也直到这个文件下来后37岁才入了党。入党后我就完全符合领导干部四化的要求了，于是我很快就被提升为北京植物园副主任。”

　　“您的经历很有传奇色彩。一个植物园初中生工人，在艰苦体力劳动中不仅干得十分出色，还利用业余时间勤奋自学、专研技术，并不图所报，只是善良本性乐于助人，却无心插柳柳成行，恰恰好心得好报，读了大学、得到名师良友的真诚帮助，成长为一位有知识、懂专业、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记者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