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后圆明园三劫：砍古柏 运石料 挖山填湖

　　1860年后的圆明园三劫

　　“我于昨天晚上到达中国皇帝的夏宫，它已经被放弃，但无数财宝都留在里面。我已派人通知格兰特将军，请他和额尔金勋爵一起来到这里。我们平分了那些财物。但我们只能拿走其中极少一小部分。由于交通工具有限，根本弄不走那座宫殿里的所有好东西。 ”

　　??劫掠圆明园的法军统帅孟托邦在给陆军部大臣的信

　　“圆明两度昆明劫，鹤化千年未忍归。一曲悲笳吹不尽，残灰犹共晚烟飞。 ”李大钊站在余烬残存的圆明园中，悲从中来，低吟出这一曲凄凉。那是1913年，之后，他东渡日本求学。1860年的那一场“火劫”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无政府状态”下的圆明园再遭劫难，成了李大钊心中永远的痛，挽不回，擦不掉，又忘不了。只是，在李大钊看不到的未来，圆明园遭受的劫难远未结束……

　　英法联军劫掠焚毁圆明园，就像被推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百年来，持续不断的破坏，庚子年的“木劫”、民国时期的“石劫”，以及解放后的“土劫”都在圆明园身上留下了深重的伤痕。而今，圆明园只剩下数不清的碎石瓦砾。从流光璀璨到奄奄一息，这是圆明园之痛，更是历史之殇。

　　木劫：古柏被砍掉卖钱

　　是的，圆明园确实太大了，里面的珍宝也太多了，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时，本来计划将那里夷为平地，终因范围太大，未能实现如此疯狂的目的，圆明园内的不少建筑还是侥幸地留了下来，特别是北部西洋楼景观。一些老照片和文字资料中也有记载，到1870年，整个圆明园还留存了不少石材建筑，多处园林并未被全部焚毁。甚至在那场劫难之后，同治皇帝还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重修。“虽蔓草断砾，荒凉满目，而寿山福海，尚有无数亭殿……竟日仅能游其一角。有白石楼一座三层，玲珑门户，刻画花卉，并是欧式。 ”这是1895年，康有为眼中的圆明园。北京史学会专家常润华觉得，那个时候或许是修复圆明园的最佳时机。遗憾的是，圆明园命中不止那一劫。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出逃，八国联军进占北京，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圆明园遭到了当地化兵为匪的散兵游勇以及老百姓的破坏。

　　能拆的拆了，能砍的砍了，能搬的搬了，圆明园内很多殿堂、亭榭被毁，古老巨大的松柏也被砍掉卖钱，砖瓦和木料被盗运出园，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整个圆明园内的树木以及原来残存的建筑荡然无存，徒留一地废墟。

　　石劫：曹锟运石建花园

　　庚子年再遭劫后，圆明园似乎变成了一个尴尬的存在，风光不再，却又无法弃之不顾。慈禧曾派信任的官兵小心保护圆明园残迹，终因国力渐衰，不得不裁减守护圆明园的部分官员，撤销了圆明园的总管机构。1911年，交由清廷总管内务府大臣进行管理。

　　这样形式意义上的监管没有任何力度，只能屈辱地让圆明园任人践踏，贪婪的军阀、地痞、奸商开始大肆搜罗、偷盗园内所剩无几的珍宝。民国时期，又有无数精美的汉白玉石雕、石碑以及假山太湖石等被盗走，而它们的用途仅仅是为私人宅院和墓地添砖加瓦，圆明园成了荒唐的建筑原料场。

　　因贿选总统而臭名昭著的曹锟，为了修建自己位于保定的“办公”花园，竟不嫌路远和运输麻烦，直接从圆明园拉走数十车的太湖石到西直门，装上火车运走了。

　　民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每年都有上百辆大车装着圆明园残料驶离。在这场“石劫”中遭受损失最大的是西洋楼景区的欧式建筑。今年44岁的刘继文小时候经常会听到父辈念叨着当年的一幕幕。

　　土劫：大规模挖山填湖

　　当中国终于迎来新时代的时候，那个昔日的皇家园林、历经多次劫难的圆明园也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虽然，那里已是一片荒芜。是让它继续荒着还是改造？摆在政府面前的，是一道难题。 5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圆明园遗址要保护好，地不要拨出去，帝国主义把它烧毁，以后有条件可以修复。这样一句话，免去了圆明园被分割的命运，却仍没有为它找到最好的归宿，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圆明园就那么尴尬地存在着，而破坏依然没有停止。

　　那个时候，园内住着700户大概3500名农民，他们占用了园中近2000亩的土地。这些农户为了生计开荒种地，就地取材挖砖盖房子。

　　上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更多的人涌入圆明园，人们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挖山填湖、砍树盖房子。刘继文从父辈嘴里听到的圆明园，就是一个很大很荒凉但还算有用的园子。没有围墙的圆明园，谁都可以随意进出，只是很少有人再说它的历史。

　　新生：找回曾经的石头

　　等到刘继文逐渐了解了圆明园，认识到它的不一样，已经是十年之后的事了。就在他由孩童成长为少年的这十年里，圆明园内的山形水系和古建筑遗迹完全消失，无迹可寻。刘继文一双眼看到的，只是一片片村落和农田。不堪的现状深深刺痛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心，为了挽救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址，他们奔走呼号。刘继文10岁的时候，在北京市园林、文物部门的关心下，经北京市建委批准，海淀区成立了遗址专管机构??圆明园管理处。圆明园终于被盖上了“遗址保护”的章。“在秃山上栽树，改造农田为泛舟湖，把园内的石头进行复位，找回曾属于这里的石头……”在刘继文看来，圆明园一点点恢复了生气。圆明园的“新生”也改变了刘继文的人生。他说，如果没有圆明园的转折点，他可能会当一辈子农民，也遇不到摄影的启蒙老师董世光，“成为摄影师那更是想都不用想的事。 ”

　　1988年6月，圆明园遗址公园初具规模，正式面向社会售票开放。1990年9月到10月，园内举办“亚运之光”科技喷泉灯会。1992年4月，全面清整西洋楼遗址，廓清各座建筑基址，归位部分石件。1993年3月，著名爱国实业家曾宪梓参观遗址，捐助800万元人民币修复圆明园围墙……“我是圆明园的一分子，有责任忠实记录它的变迁，这也是一种历史记忆。 ”刘继文念叨着“总是拍不够圆明园”，也许，他还会拍很多照片，但这个有着太多故事的园子必将是他镜头下永恒的主题。 特派北京记者康宇 主任记者李振村

　　我和圆明园

　　刘继文：圆明园是拍摄的永恒主题

　　1966年我出生于圆明园，成了土生土长的圆明园人。小时候，我和小伙伴在圆明园里打草、掐兔菜、放羊，而对圆明园的历史和文化知之甚少。后来的某一天，圆明园在我心里，开始不一样了。那次我跟着爷爷在福海的南岸开垦石边地，无意间挖出了几个碎瓷片，这使我对圆明园的历史产生了好奇心，开始主动去了解圆明园。

　　改革开放给圆明园带来春天，1984年12月1日，当地政府开始开发圆明园遗址公园。我们的土地被征用了，我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圆明园里的一名服务员。在新的环境中，我有幸认识了圆明园照相部经理董世光老师，从此拜师学艺，专门钻研摄影艺术。

　　1987年至1991年我被调入圆明园展览馆从事讲解导游工作，工作之余我翻阅了大量的圆明园历史相关资料，真正从一个对圆明园历史一无所知的少年变成了解并深深爱上圆明园的摄影人。自此，无论是遗址整修，还是风云变幻，我都用自己对圆明园历史的理解和认识去用心拍摄它。摄影是我毕生的追求，而圆明园会是这一追求中永恒的主题。(来源：辽沈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