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随着第一批参加面试的考生走出考场，北京大学自主招生面试部分考题的“神秘面纱”被揭开，其中有一个考题是“用一种植物形容中国的国民性”，让不少考生大感意外。

　　北大素称国内人文学科类院校的老大，面试题目的文化含量与技术含量想必是自觉的追求。要考生当场“用一种植物形容中国的国民性”，既能看出考生的阅读视野、文化积淀，还能看出考生的应变能力、思辨能力、创新能力，更能一眼看出考生的“道德”立场、价值取向，命题不可谓不新颖有趣而又尖锐。

　　“国民性”是个何等宏大而沉重的话题，现在四两拨千斤，用某一种植物类比一下就把它解构了，考生一则不会无话可说，二则说了也不会觉得自己是一派胡言，考生与考官都能面带微笑地坐在春风里“互动”，就好像是在玩一个语言积木的游戏。报道说，走出面试考场，不少考生还在讨论这道题：他们以前只知道“中国人都是勤劳、善良之类的形象”，对“用植物去形容”，“很意外”。

　　在我看来，用植物形容国民性，至少会让考生陷入两重困境。第一，是理性的困境。世界上不管哪一个国家或民族，其国民性都有优劣两面，即便是某一种特定的国民性，也很可能既是优点也是缺点。比如中国人的“忍耐”堪称天下独步，从积极的一面看，自然坚韧若傲雪的松柏，能“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能埋头苦干创造经济奇迹；从消极的一面看，诚如林语堂所说：“在中国忍辱含垢，唾面自干已变成君子之德。……逆来顺受已成为至理名言，弱肉强食，也几乎等于天理。”

　　唐朝能“百忍”的张公艺维持着九代同堂的大家庭，这或许尚有可以称道之处，但面对外来侵略时若也“百忍”做“良民”，那最多也就只能算是棵“贱草”。就“忍耐”这一国民性而言，到底选择哪种植物来类比，就足以让人陷入一个理性的困境。

　　第二，是道德的困境。与理性的困境紧密相关，考生在选择某种植物来类比国民性时，必须要面对或“褒”或“贬”的价值判断选择。若是一个局外人，评判人家的国民性自然可以很洒脱，比如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菊”则尚静，“刀”则好斗，一针见血。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柏杨的“丑陋说”尚且被很多国人骂为“卖国”，何况是一个考生，面对强势的北大面试考官，他敢不敢从“国民性”这个自王国维、梁启超、鲁迅等人用作民族自省、自我批判的词语入手，选一种不佳的植物来类比国民性呢？

　　如果对阅卷老师多少有一点“投其所好”的心理，考生肯定纠结得很，真要选了梅兰竹菊之类的香花美草来颂扬，怕俗滥而无“创新性”，若选萧艾棘藜之类的恶草毒草来抨击，又怕丢了“道德正确”。如此看来，虽说“花”本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图腾之一，要选“一种植物”来形容国民性，真是个让“会思想的芦苇”们左右为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