呕心沥血，培养人才

　　钱崇澍是教育界的一位老前辈，为中国培养植物学人才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他曾多年在大学任教，教过很多课程，如生物学、树木学、植物分类学、植物生理学等。为了使学生对每门课都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他十分注意认真备课和编写教材。即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艰苦条件下也始终坚持不懈，常在暗淡的桐油灯下工作到深夜。为了使学生更快学习到新的植物学知识，1923年他与邹秉文合作编写了中国第一部生物学教科书《高等植物学》，书中内容新颖，改正了旧教科书中不科学的名称，如将隐花植物改为孢子植物（孢子植物分孢子体和配子体时期，常以孢子体形式存在，不产生种子？）；显花植物改为种子植物；藓苔植物改为苔藓植物（在进化上苔比藓原始）；羊齿植物改为蕨类植物（中国很早就叫蕨类植物，羊齿植物可能是从日本名词翻译的）。这在当时还没有教科书的时代，对青年学习植物学有很大帮助，在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教学中，他重视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和树立专业思想。他教植物分类课，让学生自己采集标本，查阅图鉴、检索表，自己定名，然后根据他们的工作情况评定成绩，讲授时不是只教一科、一属或一种，而是将某些地区的植物进行综合讲解，阐述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以及在自然系统中的地位。他十分重视野外实习，每周带领学生到野外实习一次，认识自然界的植物和丰富多采、千姿百态的植物景观，使学生进一步理解了课堂内容，唤起同学们极大的兴趣和采集热情，并逐渐养成了他们热爱植物和植物学的兴趣。同样，在北京农业大学教授生理学时，钱崇澍从植物和水、土壤、阳光的关系，再谈到植物的生命活动，并通过室内和田野对植物的观察，增加学生的感性知识。他的讲课言辞生动、条理分明，深受学生的欢迎。植物学家仲崇信、汪振儒都是在他影响下学的植物学。植物分类学家秦仁昌的启蒙老师也是钱崇澍，秦仁昌的毕业论文《南京木本植物》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每当秦仁昌谈起这段往事时，对钱崇澍老师充满了崇敬和怀念的心情。

　　钱崇澍为了帮助成绩优秀的青年出国深造，到处奔波，争取国内外的奖学金。如方文培、裴鉴教授30年代出国留学，都曾得到他的帮助。他还热情支持青年人发表着作，如裴鉴的《中国药用植物》就是在他的建议下写成的；吴中伦翻译的《植物群落学》，是由他帮助修改、校对的。对于勤奋好学的人，只要向他求教，他总是热情相待，耐心帮助。他审阅各种文稿，都是逐字逐句，包括学名的拼法，文字的修辞，以及标点、符号等都认真审查、修改，并给批注。直到他晚年养病期间，仍然为《植物学报》审阅和校对稿件。

　　他还非常珍视助手和学生的劳动以及彼此之间的友情。中国科学社采集员陈长年在野外工作中不幸逝世，钱崇澍为失去了一位业务助手而痛心。为了纪念他，特以陈长年的名字作为兰科中的一个新属名，这就是长年兰属（Changnienia）定名的由来。

　　钱崇澍呕心沥血，为中国培养了许多植物学人才，真正是“桃李满天下”。他的不少学生如秦仁昌、李继侗、郑万钧、曲仲湘、方文培、杨衔晋等等，都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植物学家，也是备受年青人尊敬的前辈。

　　热爱祖国，献身科学

　　钱崇澍为人正直，坚持真理，支持进步斗争，从不随波逐流，不在反动势力面前低头。这种高尚的品德与他为科学事业百折不挠，勇于献身的精神相互映照。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要员乘机大发国难财。有人看到钱崇澍生活困难，劝他去做国民党立法委员，他断然拒绝，并写诗明志。他宁愿到几十里以外的一个中学去兼课以维持生活。抗战胜利后，钱崇澍随复旦大学迁回上海，任农学院院长。当时国民党镇压学生的正义斗争，钱崇澍总是站在革命学生一边，凡学生参加反蒋斗争活动都不算缺课。他自己也参加过进步组织的活动。1947年，当有人提出由美国出钱与中国合编《中国植物志》时，他慷慨陈词：中国的植物志，必须由中国人自己编写，不能由外国人写。他的意见受到有民族自尊心的爱国科学工作者的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有人诱惑他去台湾，他坚决拒绝，随即以全部精力投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事业。

　　钱崇澍是著名的植物学家和教育家，也是一位有实干精神的科学组织者。他把一生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他的高尚思想、品德，渊博的学识及谦虚谨慎、刻苦严谨的治学态度赢得了中国植物学界的普遍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