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现在：沦为领导意志的附庸

　　1994年，周干峙从建设部副部长一职卸任，但作为建设部顾问和两院院士，他仍一直活跃在城市规划领域。不过，他发觉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行政干预、贪大求洋、新奇古怪、大拆大建愈演愈烈。他开始不断以“反对者”的身影出现。

　　仅以北京为例，进入本世纪，国家大剧院、“鸟巢”、央视新大楼等一批样式奇特、颇富争议的建筑相继建成。周干峙上书反对过国家大剧院、反对过“鸟巢”。最终“鸟巢”去掉了可开启式的活动屋顶，但国家大剧院照旧建成。

　　在城市拆迁中，周干峙反对过西直门国务院宿舍的拆迁计划。

　　在城市规划中，近年来各地动辄抛出几百平方公里、上千平方公里的“新城”建设计划而解放初，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亦不过150平方公里！周干峙反对、提意见，但依旧无法阻止。

　　德高望重、年事已高的周干峙对此“无所谓”，但大多数规划师难以如此超脱，他们不再与官员在城市规划上争论对错，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在周干峙看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市规划一度“走偏了方向，追求形式、搞大、不求实际”。这使他感到遗憾。“本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思路、我们的眼界都跟以前不一样了、更宽了，特别是有了自己的经验，就知道该怎么改、怎么做得更好，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时，没有注意研究究竟会碰到什么问题，思想准备不足。”

　　无力的不只是周干峙。

　　汪光焘曾多次向北京市提出改造西直门交通枢纽的计划，以使地铁换乘更便捷。汪光焘曾是周的下级，时任北京副市长、分管城建。但因北京市无法协调各方利益，改建最终作罢。

　　对于地方城市建设的贪大求洋，甚至建设部有时也无能为力过去部是代表中央，现在省部平级。

　　“我认为不完全是简单的专业技术，也不是简单的体制问题。”周干峙说，“说到底，还是我们国家的改革还没有到一定程度。”

　　不停的反对，不停的失败，但周干峙不以为意。

　　“这就是历史。”他说，“历史不可能是完美的。”他说，自己已经看透了，已不在乎成败得失。“对历史负责，这是最主要的。”

　　他相信，时间将会检验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