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祥，男，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兼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学会会员、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等。历年共主持或承担包括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建设部重点项目以及全国多个大中城市的规划项目100余项。

　　核心提示

　　城市规划是一个古老的学科，也可以算是一个非常新兴的学科。

　　整个人类文明的总体演变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随着人们生活的价值观的变化，人们对“什么是好的城市”的理解也是变化的。

　　城市规划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要有一定的考虑、有预留，有一定的应变弹性。

　　一个美好的城市，也不仅仅是一个躯壳，更重要的是一个城市的文化，一个城市的景观。

　　城市是一个人工的建筑，在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有了城市规划，因为它就是按照人们的意图建设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规划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但是我们说真正的、科学意义上的城市规划，实际上才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所以也是非常短的一个学科。

　　人类文明演变下的城市发展

　　整个人类文明的总体演变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业文明。当时整个社会的财富主要是来自于农业的创造，而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又比较低下，不可能去供养大量的城市人口，所以城市的规模都比较小，主要是作为一个政治和军事的中心，政府、行政机关和部队都在其中，城市里仅有一些比较小的手工业和简单的商业交换。中国历史上很多城市也就是几万人、十几万人，能够达到百万人口的城市是非常非常少的。大家都知道，明清时期的扬州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但正是在这个鼎盛时期，它的人口也没有达到一百万，最多也就是十几万。

　　第二个阶段是工业文明时期。是从17～18世纪，欧洲开始工业革命算起。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大的变革，它改变了基本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城市变成了经济中心。人类社会创造财富的最主要方式不再来自于农业，而是来自于制造业，来自于机器大生产。这些聚集在城市的工业需要规模效应、需要各种配套、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因此，城市就开始快速地扩张，人口剧增。在工业文明阶段，由于工业机器化的大生产带来了很多城市问题：城市膨胀带来了住房短缺的问题、人口拥挤的问题、交通问题，还有更重要的是环境问题。比如黑死病、鼠疫、霍乱等在欧洲的工业革命时期是频发的，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死亡。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科学意义上的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必须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即我们怎么去创造一个既具有很高的效率，又能够保证人们基本生命安全的城市。

　　第三个阶段是社会文明阶段。当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人们开始关注的是一种生活、一种文化、一种心理的需求。在工业化时期，机器的大生产带来了财富快速积累，但是财富在不同人群、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是不公的，所以当时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非常尖锐。譬如在欧洲和美国，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实际上是完全处在社会的不同阶层，矛盾非常大。在整个社会财富达到比较充裕的时候如何去建设一个公平的、稳定的社会？这个时候，社会文明开始成为整个政府、整个民众关心的目标。

　　第四个阶段是生态文明阶段。近些年来，大家都在探讨全球的生态环境问题。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到空气中造成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人们的生活安全。这些年来自然灾害频繁、气候反常、极端气候频繁出现……就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生态系统被打破的表现。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追求的是生态文明，通过控制生活方式、改善生产方式，去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不难发现，我们国家现在其实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变革时期，一方面经济发展速度很快；而另外一方面城市发展中的问题也已经开始显现。中国现在作为一个经济发展大国，也是一个能源消耗大国、污染排放的大国。从国家安全角度以及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压力看，我们不得不去关注生态文明。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城市里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城市里有相对比较完善的配套设施，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人们在这里生活，是希望居住在城市生活更好。这句话是两千多年前讲的，而上海世博会的主题词就是Better City Better Life，中文的意思就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归根到底是为了给城市居民创造更好的城市生活。那么，什么是好的城市呢？其实这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判定标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随着人们生活的价值观的变化，人们对“什么是好的城市”的理解也是变化的。在工业化时期，环境污染很严重，人们认为只要有一个基本住房就很好了。到了现在，人们对一个城市的要求更高了，不仅要有好的生活设施、好的环境，还要有好的文化生活。

　　从美学象征图景到生态导向

　　人类文明的演变过程相应地带来了城市规划几次重大的历史变革。第一个变革发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它是城市规划由过去的一种美学象征图景规划转向工人主义的城市规划，也可以讲传统的城市规划转向了现代的城市规划。以六朝古都南京为例，它古典的城市规划，特别是现在明城墙包围起来的这个规划，一方面是和自然山水格局的一种呼应，另外一方面也是对过去国都王权至上思想的一种反映。比如明故宫的那条中轴线，实际上也是体现了王权至上的一种思想。再比如，唐代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长安，也就是今天西安的都城，皇帝居住的地方位于城市北部中心的位置，前面有中轴大道、朱雀大街等等，这些都是和我国古典文化思想密切相关的。所以，古典的城市规划是一种美学象征图景的规划。而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情况发生了变化。工业化大生产带来了城市膨胀、人口剧增、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个时候再去追求形态上、美学上的城市规划已经不行了，必须要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所以现代城市规划的理念就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进行功能分区。众所周知，生活功能、居住功能、商业文化功能、工业生产功能等在城市里的区位要求和条件是不一样的，需要通过一个非常高效的交通系统把这个城市组织、联系起来，从而进行功能分区，这样，就出现了现代的城市规划。什么是一个好的城市规划呢？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人们认为，一个好的城市就应该像一个机器一样高效运转。一个高效的城市就是要节约用地，要有高楼大厦，要有快捷的交通系统，所以当时大规模地进行城市的更新改造：拆除旧的房屋，变更老城区，代之以高楼大厦。像这样的一个城市景观，我们中国目前随处可见——很多城市开辟了宽阔的马路、广场，周边都是高楼大厦……从表面上看，这些高楼大厦是城市现代化的一个表现，但实际上，它也体现了一种对效率的追求。>>>专家为南京城市规划献策：以公共交通引导城市空间成长

　　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人们的生活富裕了，追求的是什么？是一种生活的美好、一种文化、一种生态和健康。我们现在再去看看当时欧洲的很多古城，到处是绿化，是一个非常亲切、适宜步行的生活环境，让人觉得生活非常美好。于是，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时，整个城市规划发生了第二次转向——由功能主义的城市规划转向社会导向的城市规划。人们开始关注生活，关注城市怎么变得更加亲切、怎么能够促进社会融合、怎么能给我们创造更多的交往空间……城市规划的目标从追求效率转到了追求社会的和谐、追求文化。到了九十年代，在西方国家又开始出现第三次转向——由社会导向的城市规划转向由生态导向的城市规划。城市不仅仅要高效、社会和谐，还要生态绿色、可持续的生态导向的城市规划。所以就出现了我们现在大家很熟悉的词语“低碳城市”、“生态城市”。近几年来，中国很多地方也在开展这种低碳、绿色的城市实践，包括天津、上海的崇明岛，以及我们南京的江心洲。现在江心洲正在和新加坡合作，要打造一个低碳生态岛，就是要把这种绿色的生产方式引进到城市中来。

　　北京与巴黎的历史启示

　　那么，如何构架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城市结构呢？城市规划是对一个城市未来长远发展的规划。但是，现在城市发展如此之快，不确定因素如此之多，如何保证城市能够按照规划不折不扣地去实施呢？这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城市规划应该说只是提供了一个城市发展的理想蓝图，而在城市发展的实际过程中，它是要不断修正的。有人说我们的城市规划是“墙上挂挂，纸上画画，不如领导一句话”。这个当然也是国家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我们和欧洲国家是不一样的，欧洲国家十年前那个街头卖报纸的老头，十年后去他还在那儿。这是因为欧洲国家的城市发展规划基本上都已经稳定了，但是我们国家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城市规划动态地去调整、修编也是我们国家当前发展的现实结果。对我们来说，一个好的城市规划要能够尽量地去减少调整的幅度或者避免重大的、彻底的调整，这就要求城市规划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要有一定的考虑、有预留，有一定的应变弹性。我们不可能预计城市发展将来会怎么样，但是能不能留一些空间，做一些弹性，万一有一天变化，这个规划还能适应。

　　这里讲一下北京的案例，它现在是我们国家城市规划建设方面问题比较多的一个城市。因为北京积聚了太多的功能，作为一个首都，它有大量的行政、文化、经济的功能，所以北京现在不仅房价高，而且交通拥挤，人们戏称北京叫“首堵”。为什么会这样呢？刚解放的时候，关于北京规划问题就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其中有两名学者，一个叫梁思成，一个叫程占祥，他们都是规划建筑师，当时提出来一个“梁程方案”，其中就指出要把老北京完整地保留下来；在老北京的西边沿着长安街向西建设一个新北京。这样既能把老城保存下来，又能够解决新北京作为首都的大规模城市建设的需要。不过可惜的是，因为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这个方案最终没能够实施。北京最后还是选择了围绕着故宫和老北京形成圈城的、向外的摊大饼式发展。北京随着城市的发展有了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到现在出现N环，什么时候能终止还不知道，北京越摊越大，越摊越拥挤。“梁程方案”在北京没有能够实施，但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巴黎却实施了。并不是说巴黎学了梁程的方案，但是它的思想和当年的梁程方案的思想同出一辙。巴黎的老城区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同时，从七十年代开始，在城市的西边，建了一个叫拉德芳斯新区的新区。所以，现在的巴黎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古城，也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城市。>>>历史街区新建筑限高7米 南京今起实施老城区保护新规

　　当然，在我们国家也有一些城市的规划做得非常地有远见，比如深圳，在八十年代初，它还是一个小渔村，小平同志画了一个圈，这地方就变成了经济特区。飞速发展的经济，使十几万人口的小渔村变成了现在深圳特区，整个深圳市的常住人口有一千四百万，远远超过南京。深圳在1984年开始做第一版的城市总体规划，一个小渔村要规划到2000年，要发展到多大，怎么去规划？后来，规划师有过一个大胆的设想，到2000年的时候，按照一百万人口来规划。可是，这个规划报到上级政府的时候被批评了一通，领导认为这是搞浮夸风。后来，规划被打回来重新修改，当时规划师最后做了一个预留，在整个城市的空间结构上，采取的是一种组团状的结构，而不是像北京那样摊大饼，是组团沿着由东向西这个方向发展。如果城市规划规模大了，就可以启动一个组团，如果再大了，再启动第二个、第三个……把整个城市中心（CBD）中央商务区留在了福田，留在了这个城市中心。直到这个城市规模相当大的时候才去启动中心区CBD的发展。

　　给未来留白

　　城市的发展和建设往往需要一些非常重要的设施和项目带动。它就像我们下围棋一样，有时候关键的一个棋子下对了，满盘皆活，下错了，满盘皆输，这就叫“战略性的空间资源”。举一个例子，2012年伦敦要举行奥运会。当时的伦敦市长到北京看完奥运会以后，回去就碰上了金融危机，压力可想而知。伦敦奥运场馆的选址不是它的中心地段，而是放在了伦敦的东部——一个经济比较衰败、贫困人口比较多的地方。为什么呢？当时英国的副首相说，伦敦奥运会不仅仅是为了创造一个短暂的、重要的时刻，更重要的是要带动城市东部地区的城市更新，给东部地区注入一种新的发展活力，创造一个繁荣的社区。所以伦敦奥运场馆的一些设施都考虑到赛后变成平价住房，保障城市低收入居民的生活需求，然后相关设施可以提供很多就业机会，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一个好的城市规划，是对城市未来的一个长远的预期，需要讲求实施的时序，先动什么，后动什么。也就是要把握好城市空间的运营策略。大家都说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规划发展得很好。特别是这些年再去的话，到金鸡湖边去看看，整体环境是非常漂亮、怡人的。1995年，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由新加坡人规划并主导实施、管理。当时的规划是在中心地段空出了一个红色地区作为城市的CBD，也就是将来城市的中心，迄今为止都控制得很好。如果没有好的项目，是绝对不允许进入这个红色CBD地区的，所以整个的实施水准非常高，这是需要勇气的。如果我们的领导人、政府都只着眼于眼前的短期利益，想在自己的这一任上把土地卖掉，或者多建几栋楼，这个规划肯定实施不好。因为这些只是房地产项目，都是短期行为，而城市真正需要的、功能性的、公共性的东西就被忽略了。在新加坡，城市建设留有很多的空白，土地的留白，一直控制住，直到将来想好了，或者有什么突发性的一些设施，它才去建。而不是把所有的土地都规划完、建设完。这些年，我们中国有些城市有点急功近利，不顾城市发展的阶段，提前去启动一些项目，或多或少造成了一些问题。比如，内蒙古的鄂尔多斯，也建了一座鬼城。当地人挖煤赚了很多钱，然后就投资房地产，于是政府就建了一个新城，但却没有人住，成了一座“空城”。城市不能光建新区，很多老的地区需要去复兴、更新。现在，西方国家很多老城区，特别是一些滨水地区，正在做城市的复兴，过去破败的仓库区、码头区翻身一变，成了城市的一些时尚地区、文化地区。南京也有，譬如1912街区，实际上也是一种城市的更新和复兴。再譬如说上海的世博会选择在黄浦江的两岸，就是想通过世博会来带动两岸的城市更新，把江南造船厂这些企业都搬迁出去了，而且通过场馆布置，能够进一步促进黄浦江两岸的融合。所以，要想建设一个美好的城市，塑造一个美好的城市，是一个长远的目标，来不得任何的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一个美好的城市，也不仅仅是一个躯壳，更重要的是一个城市的文化，一个城市的景观。（记者葛灵丹 根据张京祥教授在南京图书馆的讲座编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