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出生在乌鲁木齐，两岁后去了北京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四年后再回到乌鲁木齐。这四年里，王澍每年在北京与乌鲁木齐之间往返。奔驰的列车在沙漠、荒原、山岭、田野中前行，昼夜轮替，四季转换。很难想象，孩童时的王澍在车窗内向外张望时，世界给他的印象，但那印象一定是神奇、深刻的，印染了他日后对艺术的理解和态度。

　　“那段在火车上度过的岁月，让我觉得生活都是片段化的。”王澍说，在火车上，他看到整个世界大空间尺度的变化，让他确信，世界是一直变的，生命是一直变的。

　　在王澍的作品中，不难找到时空行转的概念。苏州图书馆以及陈默画廊，入口处都有一个钢铁的走道或钢铁的空间；包括像顶层画廊里面顺着窗户，有分列的金属空间，一如停靠于某个时空站点的火车车厢。

　　“小时候，我站在火车车窗里，看世界，这是很独特、很有趣的观察世界的方式，我说是观察世界的留言，世界留给我们的是一种变化，观察世界的留言，就像是一个老人坐在一个门槛上，典型的中国画面，阳光下、阴影里静静地回望世界在自己面前的那种变化。作为一个艺术家也好、作家也好、建筑师也好，在火车上的那段生活是体会人生一个绝好的机会。”王澍说。

　　长长的铁路线，车窗外并不都是有趣的变化的景致。无际的戈壁上，是孤寂、单调，那时候，陪伴行旅者的，是无聊，当然，还可以是无际的想象。在旅途中，王澍喜欢画，还喜欢写，随意地画、写。那是他艺术的自然启蒙。

　　“当时的乌鲁木齐既有大片的戈壁，也有大片农田，既不像城市，也不像农村。这种地平线的感觉在我的建筑里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都是和我童年有关的。”王澍说。

　　那时候，世界与电子、网络的文化生活还很久远。读书是精神吸收几乎唯一的方式。王澍很幸运，母亲被临时调到自治区图书馆做管理员，他可以进入书库看所有被查封的书。从七岁到十岁的那段年月，王澍的很多时候是扎在书堆里的，所看的书种类繁多，包括大量翻译的外国文学和中国的古书。“外国文学，让我从小对外部文化持开放的态度，而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的支撑部分是中国的山水和建筑，这对我的艺术思想，应该无形中起到了基础构建的作用。”

　　生活需要建筑，建筑为了生活。王澍力图践行这一理念，为此有一种追求极致的状态，而这状态，是他艺术特色的精髓。

　　不仅生活，还留住生活。宁波博物馆所在地，曾经有一些小村子，在城市化的突飞猛进中迅速消失。取代它们的是效仿西方被称为“小曼哈顿”的商业区建设。在设计和建造宁波博物馆时，王澍刻意地使用了大量这些老村落被拆毁后留存下来的旧材料，将其在新建筑上呈现出来，这就成为后来颇负盛名的“瓦片墙”。对许多人来说，宁波博物馆不只是现代的博物馆，还是一座回忆之城，一个生活的记忆。有时他会重回这里，看着那些曾在这里居住过的人们，扶老携幼地前来，指着博物馆说：那里跟我家原来的墙是一样的。

　　有力度的生命

　　在王澍摘得建筑界“诺贝尔奖”之前，在建筑艺术界之外，他完全默默无闻。一些媒体称之为“王澍现象”，这绝非偶然。王澍的艺术，显影在这样一番景象之上：一个建筑方式沿袭千年的东方古国，正以其轰鸣的机械声和林立的塔吊机，成为地球上最富有生机、活力的建筑场。

　　普利兹克先生表示：“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评委会决定将该奖项授予一名中国建筑师，这标志着中国在建筑理想发展方面将要发挥的作用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英国《金融时报》文章说：这就好像中国第一次获得奥运会主办权，自己和外界都喜欢把它作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象征，普利兹克建筑奖授予中国建筑师，似乎也是现代主义设计主流界对中国本地实践的认可。或者，也可以将之看作是欧洲、美国发起的所谓国际性艺术、设计奖项和展览按比例分配机会的最新例证：现在中国已经是如此庞大的一个市场和实验新建筑的基地，任何建筑师、评论家以及建筑商对此都不会视而不见。

　　建筑的繁荣是建筑设计师的幸运，王澍们是幸运的，这样一个时代，给了他们施展才华的机会和空间。不久前，建筑与城乡规划学家吴良镛荣获2011年度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价值，在这样一个时空中得到显现。

　　在更广的层面上，王澍的获奖对他个人而言是对他卓越的建筑思考和实践的印证与回馈，而对中国建筑师群体而言，表明他们已经可以并正在同欧美设计界进行更平等、从容的学术交流和竞争。

　　就王澍而言，普利兹克奖只是一个路桩。生活一如往昔，依然故我。他不鼓励拆迁，不愿意在老房子上“修旧如新”，不喜欢地标性建筑，几乎不做商业项目。在他看来，普利兹克奖是认可他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坚持自己的理想，不动摇，不妥协，保持高质量的设计。

　　“学者就是要领先社会做一些研究，想一些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够提前看到这些东西，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者做一些样板示范，我觉得我们就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而且光说空话是没有用的，一定要做实实在在的事情。”王澍说。

　　一些地产界人士用两个字形容王澍：冲、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