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日-4日，由新加坡政府举办的2012世界城市峰会在新加坡召开，全球超过100位市（省）长、部长，以及联合国发展署、世界银行高级官员参会，就全球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全球协力应对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沟通探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亲自与会。

　　这次会议亦被看做"世界花园城市"新加坡的"展示会"，该国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突出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在新加坡立国47年后，成为诸多国家、诸多城市的标尺。

　　在硬币的另一面，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而中国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同时存在诸多"粗放"问题。7月3日，有着新加坡"规划之父"美誉的新加坡宜居城市研发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该国原建屋局局长、原重建局局长兼总规划师、74岁高龄的刘太格接受了《财经》的专访，系统讲述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规划先行的理念，并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规划、执行方面的问题直言不讳。

　　《财经》：这两天在新加坡有一个发现：即使是市中心的马路，通常也只有两三条车道，而车速却非常快，目测速度应该超过70迈，这是如何做到的？我同时听说，您对中新苏州工业园区规划的唯一不满，是马路太宽？

　　刘太格：苏州工业园区规划不是我做的。但总的来说，中国有许多道路，尤其是市中心的路，太宽，有太多车道。

　　你是否注意到你们的国家，路网太疏，通常每500米才有一条路。但新加坡大致是每300米就有一条路。如果每500米才有一条马路，当然要六车道才够用，而我们两车道就行了。

　　路网密集之后，每个街区面街的面就会增加，地价提升，商家高兴。如果这么做，路的宽度减少，更重要的是：现在人口老化，过窄马路会比较容易。

　　《财经》：听起来像是一个技术问题。

　　刘太格：这确实很细微的技术问题，但同时也是理念问题。

　　再举个例子。你们的十字路口拐角幅度非常大，这样的话，很多车拐弯时就不减速，很危险。你在新加坡是否注意到，这里的拐角半径很小，车辆必须减速，行人就变得相对安全。

　　你们一想起要解决交通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宽车道，提高拐角幅度。于是，你们的快速车道上挤满了车，快车和慢车挤在一起。快车跑不动，道路自然拥堵，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你们每小时跑20公里，新加坡可以跑到100公里，路上的车就增加了5倍。

　　《财经》：中国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政治上GDP挂帅，汽车工业是支柱产业。同时，消费升级换代，轿车普及到家庭，拥堵就会特别严重。那么，已经拥堵的城市，再想补救，是否有足够的手段？

　　刘太格：每个城市都有希望。三个问题：一是决心，二是技术，三是程序。

　　如果政府有决心解决交通和污染问题，你就要重新考虑这个城市的毛病在哪里，需要怎么治。这可能会发生一些令市民不满意的事情，比如征收土地、建设快速路，这就涉及到了拆迁。但是，问题不解决更麻烦，所以要下决心。

　　第二，要考虑怎样的改善会协助塑造更好的城市。第三，拆迁必须经过适当的手续，给居民更好的生活环境。环境没有显著改善，居民当然不愿意搬走。如果还能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居民就更有动力到新环境去。

　　不过，首要的问题仍然是政府的决心。

　　《财经》：您是否在表达两层意思：第一、两国土地制度不一样；第二、超级城市与周边城市构建城市圈是很好的解决方案。

　　刘太格：我是想说，要解决交通的问题不能单单考虑交通，而要考虑城市的功能。

　　交通最主要的目的是从家到商业中心，这是主要人流。而从家到工作地点以及其它地方都还在其次。要把城市布局和快速车道、地铁衔接起来，就像一部机器一样。这是一个基本的理念。

　　《财经》：我听城市规划方面的官员讲，这是一种组合式开发的理念，就是让一座城市的不同区域的功能不要太单一，而是要五脏俱全，从而缩短人们日常出行的半径。

　　刘太格：我不太愿意讲组团，怕被误解，因为组团有多种含义。

　　我想说，城市要有细胞的观念。每个细胞都有基本功能对不对？每个小区、每个街区、每个区域都是细胞，只是大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