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江南的城市，大家都不会太陌生。不过和以前多为谈江南历史、谈区域经济或文献整理等不同，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刘士林，在人文大讲堂上和读者交流的是，现代作家眼中的江南城市。刘士林说，以作家的眼光看江南城市的兴衰与变迁，不只是比一般的学术研究多了些人文情怀。这份充满人文色彩与价值的思想史与文化史遗产，为当代长三角重建江南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江南城市“四大名旦”及其现代命运

　　江南名城众多，不能一一道来。但把南京、杭州、扬州和苏州称为江南城市“四大名旦”，应该不会有太多的歧义。了解了它们在现代进程中的兴衰，也就基本上把握住了江南城市群变迁的规律和特点；剖析它们独特的性格、气质与悲剧性的内在冲突，也就大体上参透了江南城市群的文化矛盾与命运谶语。

　　要想深入了解现代作家江南城市书写的意义，首先需要对古代城市有一些规律性的认识。经济史学家曾将中国城市分为“开封型”与“苏杭型”，前者的核心功能是政治与军事，历史上的北方都城与军事要塞城市都属此类。后者的核心功能是经济与消费，江南城市也包括其他区域的商业中心城市属于这一类。

　　但另一方面，在权力资源和意识形态高度集中和专制的古代社会，“苏杭型”城市根本不可能独立自主地发展和演化，而只能在政治与经济的夹缝中“苟全于世”。江南城市最基本和最深层的性格与气质，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积淀、生成的。

　　我把它称为“欲罢不能”和“欲说还休”。一方面，由于雄厚的经济实力，必然要求在上层建筑上有所建树，因而历史上，“苏杭型”城市就如同喜欢“纸上谈兵”的古代书生，它们总是会不由自主或半推半就地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但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与军事均不是江南城市的所长，每一个想成为政治中心的城市，最后都难逃“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悲惨宿命。这时，真正能够安慰和吸引它们的，就不再是“闻鸡起舞”和“中流击楫”的英雄事业，而是“自作新词曲最娇，小红低唱我吹萧”的文人情怀，或“钿头银笆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的世俗快乐。

　　杭州和南京：与政治中心的距离决定态度

　　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杭州和南京。

　　南京与杭州曾分别是吴文化区与越文化区的政治中心，在历史上也有过称霸一时、与列强相颉颃的光荣历史。由于这样的地位与历史，这两个城市的政治与军事冲动，在江南城市群中也是最突出的。以元初、清初为例，在中原和北方的“关西大汉”都纷纷放弃抵抗之后，在人们印象中一直软绵绵的江南“才子佳人”，却会成为在军事是抵抗外族入侵、在文化上捍卫夷夏之别的主力军。

　　从深层说，这与江南城市文化中深藏的“政治情结”有关。但实际情况正如我们在历史上反复看到的，江南每一次抗争的结果，无不是以自身的失败而告终。久而久之，在江南城市中就形成了一种节奏缓慢、温柔富贵、“躲避崇高”、沉迷于日常细节享受的诗性生活方式与游戏人生态度。这是江南城市最终选择“不谈政治”、“尤厌言兵”的江南诗性文化理念，也是历史上很多士大夫对“南朝”、“南宋”、“南明”进行声色俱厉的道德批判的主要原因。

　　尽管都以江南诗性文化为基本价值取向，但由于在地理、人口、历史、生活方式、文化心态、性格气质等方面的差异，南京与杭州在城市文化上又表现出微妙的不同。

　　与政治中心的距离和在历史中形成的不同态度，是同属江南的杭州和南京在性格与精神气质上表现出很大差异的主要原因。它们在一般的江南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即使不是被完全忽视，也基本上不受重视。正是在现代作家的江南城市经验与话语中，这种最感性、也最本质的“细节真实”才大白于世。

　　以杭州为例，郁达夫写过一篇《杭州》，他最欣赏的不是儒家的政治抱负和入世理想，而是明朝人高濂写的一本叫《四时幽赏录》的闲书。郁达夫用吴自牧的“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观殆无虚日”来概括杭州的城市性格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