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日前表示，中国城市化存在不协调、质量不高的问题。扣除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化的人口，中国实质的城市化率只有36%。杨伟民的这个表述，指出了现阶段中国城市化的真实状况。

　　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实质的城市化率只有36%，说明了什么？根据此前确定的一些目标，我国未来的城市化率应该是70%左右，即目前农村居民人数将由7.2亿人减少到4亿人左右。当前实质城市化率仅36%，与目标相比尚有不小的距离。

　　同时也必须厘清，这里所提及的城市化，既包括多个中央文件一再强调的城镇化的推进，也包括大城市乃至特大城市的未来布局与发展。前者主要是指中小城市和中心城镇，其主要问题出在城市化质量不高，有时甚至有伪城市化之嫌；后者的短板，更多体现在布局以及思维模式等方面。当然，这不等于说，中小城市的城市化进程中，就不存在布局问题——城市化的形态和城市化的布局，同样也是这部分城市的重大挑战。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认为，中国的城镇化是21世纪影响人类进程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大事是指以美国为主导的新技术革命）。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则指出：城市化能不能有序地开展，是对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能力的主要考验。由此可以看出，城市化进程既是使命重大的任务，又是一个艰巨的时代难题。

　　针对现阶段城市化进程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一是必须拒绝伪城市化；二是在思维模式上，要从工业文明的思维模式向生态文明的思维模式转变。

　　众所周知，城市化不只是摊子在铺大，而是人口数量与城市面积的协调增长。新增城市人口，主要是农民工群体转化为市民。当前实质城市化率偏低，不是说生活在城市当中农民工数量过少，而是由于农民工虽然住进了城市，但横亘于这个群体与城市居民间的传统壁垒并未打破。在享受政府的公共服务方面，农民工未能获得平等的权利——这也正是所谓的伪城市化。

　　去除“伪城市化”，无疑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也是一个渐进的工程。大量农民工的半城市化性质，对未来的城市化具有双向影响：这部分人可以成为加快城市化的因素，也可以成为降低城市化的因素，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政策取向。显然，城市化不是简单的农民进城，而是将户籍制度的破题与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并赋予新市民们同等的教育、社保、就业等权利。这当中，户籍制度的改革显得尤为重要。

　　多个政府文件强调，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可以说，没有户籍制度的深入改革，也就没有真正的城市化；没有公共服务的平等，也难以真正推进城市化。

　　改善城市布局，改变城市化进程中的思维模式，是当前必须正视的另一个难题。这其中，既有技术层面的思考，也是价值层面的更新。如杨伟民所提及的百万量级的特大城市，要使其与原来的特大城市形成空间形态紧密相连、城市功能互补的城市群，便是属于技术层面。从价值角度来讲，传统的城市化模式亟须转向，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城市化转向为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化、对自然干扰最小的城市化。

　　从规划来看，中国“十二五”时期的城市化率有两种指标设想，方案之一是从2010年的48%提升到2015年的56%；方案之二是到2015年提升至60%。无疑，第二个目标更具积极色彩。城市化率的提高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需，意义不必多提——关键只在于，城市化需要提高质量，要有好的布局，要在生态文明思维指导下构建未来的新型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