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日本社会的道德教育，源自中国范鋐所作的儒家着作《六谕衍义》。“六谕”是明太祖颁布的教化民众的教育经典，包括“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6方面。《六谕衍义》后经琉球传至日本，成为江户时期广为普及的道德课本。进入近代以后，“六谕”的主要内容贯穿在《教育敕语》之中。二战后，日本社会结合民主机制重塑了公共道德与个人道德，《六谕衍义》中的传统道德、修身的相关内涵，仍在战后日本的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中被传承下来。日本的电视剧中，也能觉出浓浓的传统道德味道。这是只看到日本“脱亚入欧”一面的学者，一味鼓吹抛弃“旧道德”的学者，所忽略的一个事实。

　　道德观念与自律能力当然不是靠刻板的说教塑造的，但制度的建立离不开一定的社会道德环境。譬如，日本的街道最干净，但垃圾桶很少，如果遇到周围没有垃圾箱，大家都会自动自觉把垃圾带回家丢。

　　引领世界潮流的日本文创产业

　　日本在“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另一成就，是过去近半个世纪席卷亚洲、影响遍及全球的文化创意产业。

　　日本文创产业中，在世界范围影响最广的，非动漫产业莫属。动画是日本第三大产业，生产总值达到5844亿日元（约76亿美元，2007年），漫画则达5232亿日元（约68亿美元，2003年），动画和漫画的人物造型等相关商品总值则高达2万亿日元（约260亿美元）。在世界市场占有率方面，日本动漫近年来一直占了6成，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动漫王国。而在中国放映的动漫中，日本制作的也占了八成（国产包括港台只占一成，2003年）。此外，日本生产的大小游戏机在2003年也达到14575亿日元（约190亿美元），着名厂家任天堂的名号更在英语世界成为游戏机的代名词。

　　动漫、游戏机之外，日本还向世人推出不少文化产品，并每每引领世界潮流。1980年代开始流行的卡拉OK（KTV），如今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1990年代的“大头贴”（1995年后流行）、电子宠物机（1996年后流行），曾经风靡一时。而村上春树的小说，在《挪威的森林》（1987年）出版后，每部作品都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已在世界范围形成“村上春树现象”，另一名作家村上龙的作品也风行全世界。

　　日本文化影响世界的另一股力量出现在建筑与时装等设计方面。除了早期的丹下健三、槇文彦、森英恵外，多年来也出现了安藤忠雄、原研哉、隈研吾、三宅一生、山本耀司、川久保玲、渡边淳弥、永泽阳一、皆川明等一大批屡获国际大奖的新锐设计师。他们的作品造型简练精致，既能返朴归真，又能天马行空，因而成为世界设计界瞩目的宠儿。

　　如今北京等地的街上都已出现许多“寿司”小推车，而事实上作为流行标志的“酷日本”在亚洲乃至欧美社会的渗透已成功扩大到拉面、生鱼片、绿茶食品，也扩大到对茶道、花道等其他日本传统生活文化的关注。《非诚勿扰》热潮后，“泡汤”、赏雪、赏樱、赏红叶也已成为到日本旅游的卖点。

　　不可否认，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加剧，日本文化的创造力也面临衰竭的危机，在《阿凡达》、苹果系列智能产品面前一度败下阵来，但一个勇于挑战、富于创新的民族，是不会甘于长久处于追随者位置的。何况，日本文创产业也还有足够的老本可以吃。

　　百年后的今天再走“以日为师”的道路

　　中国曾经位于世界文化软实力的顶峰，不仅在东亚地区形成“儒学文化圈”和“汉字文化圈”，也曾对欧洲造成冲击。昔日大唐盛世，超过50个国家的年轻精英云集拥有百万人口的世界第一大都长安，期待国家升级的日本也不甘示弱，前后200年间成千上万的“遣唐使”来到中国，大量吸收大唐的先进文化和制度。如今世人了解的日本传统文化，大多源自奈良时期，而奈良文化正是大唐文化的复制品。

　　到了近代，当欧洲的现代化浪潮席卷世界之际，晚清的中国仍固步自封，日本却能临危警醒，经过明治维新，终于取代中国成为东亚“一哥”。甲午一役，中国人终于醒悟，“以日为师”成为当时年轻精英的口号。

　　在晚清封建专制的压制下，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黄兴、宋教仁等纷纷选择流亡日本，而负笈东洋的其他革命活动家及后来的国民党人包括陈天华、邹容、秋瑾、廖仲恺、胡汉民、章士钊、汪精卫、阎锡山、蒋介石、何应钦、戴季陶、白崇禧等，共产党人包括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周恩来都曾留学日本。鲁迅、钱玄同、何香凝、李叔同、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夏衍等也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指标性人物或后来留学日本的文化精英。

　　在经历了二战前的军国主义化和二战后的经济强国化，日本稳坐东亚“一哥”宝座超过一个世纪之久。不过，近年来中国在军事与经济实力方面，已迎头赶上日本。然而，在渗透力更为持久的“文化软实力”方面，尤其是提高国民素质与推动文化产业方面，百年后的今天，仍应如邓小平生前常说的，“向日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