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种生态设计理论及方法似乎都不适用于当今的大都市。在当今的都市中，司空见惯的是错综复杂的各类基础设施、建筑以及人工化的河流与零星的公园绿地。我们所面对的，事实上是一种“土地马赛克”（镶嵌体），原始的生态基底（叶面）已不复存在，“纯粹自然”的环境已难觅踪迹，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更是无从说起。因此那些试图通过纯粹的生态保护和修复来回归自然的行为都显得太过于天真。

 

　　其次，上述以评估程序为基础的环境限制规划理论，基本上可以视为一种防卫性规划，试图通过适宜性分析、叠加图分析或者土地潜力评估，以避免人类活动对高环境敏感地区产生干扰或破坏作用。然而，20世纪后期以来城市化和城市蔓延已成为全球现象，不断碎片化的土地使得有价值的自然环境或者敏感地区逐渐缩小。因此从方法论的层次而言，只能“叠加自然因子”，而无法“叠加城市因子”的环境限制的适宜性分析和叠加图的生态规划设计方法，在面对当今全球城市环境议题时，已逐渐显露其局限性。

 

　　因此，面对自然已经消解的城市，传统防御性的生态设计方法，应转向更全面，更积极主动的生态分析与规划方法。生态的介入必须从生态保护型的“生态设计”的所谓“设计结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转变到生态创造型的“设计生态”，即 “设计创造自然”（Design by Creating Nature）。

 

　　3  设计生态：景观作为人工自然的生态介入

 

　　“景观不是自然风景……它只是地球表面上人造的空间体系。不管其形状和大小怎样，它从来就不是简单的自然空间，或自然环境的某个特征；它总是人造的，总是合成的，总是容易遭受突如其来因素的影响而发生不可预见的变化” 1) 。的确，作为自然过程和人文过程的载体、一种“人工化的自然”，景观能够将自然的和不自然的（人工的）联系成一个能行使功能的生态体系。并能在自然已经消解的城市中建立“人工生态学”与“城市形态学”的结合提供平台。正如詹姆斯?科纳（James Corner）所说：为应对日益抽象化的环境，人类需要发明一种有创造性的生态学来挑战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同时带有科学偏见的传统生态学[3]。詹姆斯?科纳所指的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生态学就是 “人工生态学”， 而景观设计作为一种“人工自然”的生态介入，正是这种“人工生态学”的操作手段。

 

　　景观作为生态介入在城市设计领域中的最早案例是19世纪80年代，由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 Olmsted）设计，被称为“蓝宝石项链”(Emerald Necklace)的波士顿后湾公园。19世纪中期为建设城区而填埋了后湾附近的泥河，导致了洪水的不断泛滥。奥姆斯特德最初的设计动机是想恢复潮汐沼泽地，以便控制洪水泛滥并改善水质。与当时流行的画境园林（Picturesque）不同，建成后的后湾公园由自然的溪流、人工的河道和湿地、以及作为城市循环体系的排洪通道共同组合而成。它既不是田园风光，也不是自然美景，更不像精致的花园，而是一个利用自然体系原理，并把它应用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之中的一个工程与自然结合的产物。它向我们展示了由交通基础设施、雨洪工程、风景规划以及城市设计各专项工程相互融合的景观生态控制系统（图 3）。奥姆斯特德是这样描述他的“人工自然”的生态体系的：“在人造都市的土地上它也许是一种新奇的东西，可能暂时会有认可度和合适性的问题……但它是由基地原有条件直接发展而来，与人口密集的社区的需要相一致。如果这样去考虑，在艺术的世界里它将是自然的，因为对于厌倦了城市的人们来说，他们更欣赏纯朴的诗意情趣，而不是精致的公园”[4]。由此可见，景观设计作为生态介入，对环境可以起到积极、正面的影响，甚至可以修复和重建自然。

 

　　图3 西8事务所的东斯凯尔特防浪提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