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一个城市规划的范例

　　与西安和天津截然不同，作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深圳的规划几乎从零开始。

　　1979年，深圳由原来一个不到1万人的小县城升级为地区一级省辖市，第二年，国家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国家建委决定派出一个“五人小组”支援深圳的规划建设。作为“五人小组”的成员之一，刚刚结束天津唐山震后重建规划的周干峙被被派往深圳，参与主持特区的规划工作。

　　“历史证明，深圳的城市规划是成功的，幸亏有这个规划，深圳才有今日的发展”，谈起深圳特区的规划工作，周干峙难掩激动，“说来话长，它解决了新的问题，积累了新的经验，特别是在深圳，专业人员与行政领导通力合作，整个规划是大家一笔一划地深入探讨、设计出来的”。

　　“深圳最成功的一条，我觉得是当时的行政领导跟专家学者、专业人员密切结合，事无巨细，共同商量，现在较少能做到这一点。”

　　讲到当时的行政领导，周干峙一下子就点出来三个，市委书记梁湘、市长周鼎、主管规划的副市长罗昌仁。周干峙本人由国家建委主任谷牧直接派去，当时虽然没有总规划师的头衔，但他却实际承担着深圳市总规划师的角色。

　　深圳最初的人口规划，谷牧找人研究后初定为70万。可周干峙从专业角度一算，发现对于深圳这样未来快速发展的口岸城市，36平方公里的土地放70万人太少，实际规划按100万人做，考虑到特区的流动人口，再考虑到交通，事实上将规模做成了一个不断滚动的“活的概念”。最后，当他按120万人规划、160万人可延展，画出规划图后，同样没人反对。

　　确定了人口规模后，周干峙利用深圳地形狭长、河道分隔的特点，结合自然山川，从东到西，依次布置了沙头角—盐田、罗湖—上步、福田—华侨城、南头—蛇口等五个组团。这种带状组团式布局的城市结构便于调节，也为后续发展预留了空间。同时，规划还预留了地铁、机场、火车站的位置，为深圳日后的城市交通建设提供了空间、节约了成本。

　　在深圳的规划、建设中，专家与官员配合良好的例子数不胜数。

　　大致的布局确定后，像现在一样，很多单位来占地方。深南大道市中心南侧的地皮很快被划分出去了，鉴于这块地皮的重要，周干峙看后向当时的市长王炬提意见——这块地皮还未做详细规划，不能马上划出去。最后，市长亲自出面，给予一定的赔偿后又拿回这块地皮重新规划。

　　在周干峙看来，深圳的另一条成功经验是，规划不离建设，每项建设都要经过规划，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大的区县规划定后，深圳需要首先修建一条老城往西的道路。许多人觉得应该修贯串城市的深南大道，周干峙力排众议，认为在整体规划还不够的情况下，不宜先修建牵一发动全身的深南大道。最后，市政府先在特区北边修了北环路，避免与将来深圳的总体规划发生矛盾。

　　深圳市中心的建筑则开国际招标的先河。在大批外国建筑师的方案中，市政府最终选中一位华裔美籍设计师的方案，没有建高楼，将市政府放在“中心”的边上，“全国唯有这个市中心，市政府接纳了规划人员的意见，叫‘市民中心’”。

　　提出的意见几乎都得到市政府支持，周干峙也不断陷了进去，“有工作需要我就去，结果变成了蹲在那里，参与了每一栋主要的建筑、每一条主要马路的修建”。这样一晃又是四五年。

　　功夫没有白费。“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像深圳这样一次规划上百万人口，按规划建出来，而且建得如此完整、如此合乎功能。”这份“得意之作”，也因此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际建筑师协会阿勃克朗培奖——来自英国皇家规划师协会的颁奖者正是当年“梁—陈”方案提出者之一陈占祥先生在英国的同学。

　　2010年11月19日，由于在城市规划与建设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周干峙被授予日本建筑科技方面的“大林奖”。该奖设立于2000年，现已成为城市规划和建设领域的一个重要奖项，旨在奖励那些在这一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

　　幸运与倒霉

　　做了60年的城市规划，周干峙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搞规划的人，往往是幸运的，也往往是倒霉的”。幸运的是有机会运用所学，打造一张张城市的面孔；倒霉的却是想法超越现实，被冷酷的现实所击碎，他的老师梁思成就是这样的例子。

　　当本刊记者问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幸运多一些还是倒霉多一些，周干峙回答差不多。规划西安、天津、深圳，都是幸运的，但在平时工作中，尤其是挂着部长的名义去推动一些事情时，却往往做不到。

　　“我只有一个兴趣，就是把城市搞好”，但这份工作也有很苦恼的地方，“越搞越难”。

　　随着中国城市规模的不断飞升，城市所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比如交通、环境、能源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孤立的，尤其是牵涉到的管理部门越来越多，推动起来也越难。跟城市规划相关的部门至少有住建部、国土资源部、环保部、交通部。周干峙举了地铁的例子，“现在城市里的地铁属交通局管理，很好，也很不好。很好在于它本身搞车辆，搞机车轨道建设和铁道配套，但是交通部门的头脑里就很少有长远、全局的全市规划。”

　　在周干峙看来，搞规划难就难在这里，因为规划涉及到很多全局、部门的利益问题。

　　正如他参与的、他的师长吴良镛所开拓的广义建筑学和人居环境学，城市规划除了学科自身的交叉特性外，必然还面临着历史、政治、文化、社会、体制诸多因素的重重影响。一代规划人，倘要将纸上理想践行大地，谈何容易！这也正是吴良镛先生所讲的，“做规划的人，就是要训练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起来”。

　　“知其难为而为之，知其难言而言之”，从周干峙的身上，似乎可以清晰地看出传统儒者柔以进取的那份担当。对规划师而言，“作为专业的人要讲，作为行业要争，你不是为个人，你的特点就是整体，没有这一点，哪有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