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流向城市，2000 年，中国拥有360 万个自然村，但到了2010 年已剩270 万了。肖金成说，从2009 年的统计指标来看，当时我们的城市化水平是46.68%，全世界平均的水平是50%。而到了去年，国家统计局通报发布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2.57%，城镇化在几年间达到了每年1% 以上的增速。据世界银行估计， 中国城镇居民人口到2030 年有可能上升至三分之二，也就是每年大约增加1300 万城市居民。我国城镇化率从1978 年的18% 上升到2012 年的53%（中央党校“新型城镇化与社区建设”课题组新近发布的报告称），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 的城镇化、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在城市流动人口快速增长、老龄化等诸多因素作用下，城市配套设施缺位、服务短缺，社区建设滞后等矛盾显现。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在人口数量上大跃进，可在“质量”上仍欠火候。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多个场合提出“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理念，如何实现“人口”的城镇化成为衡量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关键。

　　经济学家许小年说：改革开放30 多年至今， 我们可记得什么时候搞过城镇化的规划？可曾制定过什么样的城镇化政策？从来就没有。没有宏伟蓝图，没有统筹兼顾，没有配套政策， 没有资金安排，甚至连试点推广都没有，不知不觉中，城镇化率就从1978 年的18% 上升到2012 年的53%。即使扣除进城不落户的农民工， 城镇化率也达到了35% 左右。城镇化的提高并非来自政府主动的和有意识的推动，而是城乡社会、经济、市场、产业和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 就像小孩子的身高是自然生长的结果，而不是家长调控的变量。肖所长也认为，城乡统筹就是由政府做主体牵头负责推进城镇化进而实现城乡一体化。“城镇化” 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试图减缓或操之过急都将带来严重后果。因此, 除了采取鼓励农民进城定居的政策和转变固有的观念之外, 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制订并逐步完善管理办法, 创造实施这一政策的各种条件。

　　城镇化强调要解决农民进城后怎么生活的问题，肖金成说，这其中包括了住房、就业、教育等多个方面。目前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农业劳动人口的社保覆盖率和保障水平非常低，老无所依、老无所养问题突出，而农业转移人口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即便社保已覆盖的部分，保障条件与城市人口相比也差距较大。“如何让农民进入城市，并留住他们，是城镇化的难点所在。”肖金成补充道。

　　土地和户籍制度的改革任重而道远

　　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三十年源自三大要素：农村廉价劳动力释放、出口带来的世界市场和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而中国经济在过去30 多年的高速增长中，绝大部分的公共支出都用于城镇发展，在城镇化的扩城过程中，通过征地给农民的补偿大约只占土地出让金收入的不足5%。“中国经济对农村的欠账太多， 在水利灌溉、提供清洁饮用水源、排污及垃圾处置等方面均存在大量历史欠账，更不用说在教育、医疗及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上了。过去30 多年来农村流向城镇的劳动力估计在三亿以上，农村几乎纯粹成为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地域。如今农村除了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邻近乡村与城镇差距较小外，中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依然巨大。城市在吸纳农村土地的同时，还应当同步做好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问题。”肖金成严肃地说。

　　肖金成表示，目前，城镇化就有土地和户籍两大关键问题需要攻克。

　　“户籍制度的改革就是为了让农民工享有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由此而产生的公共设施与服务的投资需求，通过财政改革解决，不能以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为名， 继续保持歧视性的户籍制度，阻碍劳动力的流动。”肖金成说。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在日前表示，按照分类推进的基本原则，政府有望全面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由地市级以下城市向大城市有序推进，逐渐解决现有2 亿多和每年新增1000 多万农民工的半市民化问题。同时，我国政府承诺今年新开工建设600 万套保障房、基本建成460 万套保障房。住房问题只是让农民安然进城的第一步，农民家庭的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却是更多有待解决的疑难课题。

　　在新型城镇化初期，更多的争议来自于土地。肖金成告诉记者，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是必要的，产业推动城市发展是趋势，所以其所用用地规划应该有，否则如果城市不断扩张，耕地被占用的风险极大。目前的集体土地不能流转，同时在集体土地产权的设置上还不够清晰，这一点要突破就需要从确认农民土地权利入手。国务院此前就强调18 亿亩耕地的红线坚决不能突破，不仅要管到2010 年，而且要管到2020 年甚至更长时间。然而， 从近十年的各项数据看，这条“18 亿亩红线”， 保住的恐怕仅仅是数字，而不是耕地的实质安全。从国土资源部公布的全国耕地总面积看，自2001 年的19.14 亿亩，到2008 年的18.257 亿亩（2009 年至今的数据未公布）， 全国耕地保有量尽管仍在18 亿亩红线之上， 但仍呈减少趋势，且逼近18 亿亩红线。国家环保部部长周生贤于2011 年10 月25 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正式报告中批露，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 亿亩，占18 亿亩耕地的8.3%。污染最严重的耕地主要集中在耕地土壤生产性状最好、人口密集的城市周边地带和对土壤环境质量的要求应当更高的蔬菜、水果种植基地。周生贤在报告中还透露，中国当前约有1.2 万座尾矿库，其中危、险、病库占12.4%，对周围水和土壤环境污染严重。不可否认，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不可小觑，可同时对于耕地的占用量非比寻常，污染情况也日益严重。如何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容积率）， 同时注重生态环保问题，无疑是城镇化在土地问题上的一大焦点议题。

　　肖金成同时表示：“现在的土地所有制要‘一户一宅’，如果出现农民进城留下房屋土地的闲置情况，农地不应该随意交易，土地的私有化并不可取，承包转让也要在用途确立下才允许进行。而这就牵扯到地方政府如何对各户人家土地进行管理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来说，同样是土地，城市和农村的区别使得住房房价差别显著。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价格要体现价值。市场产权的一体化则需要一个标准的制定，比如设定用地极限制度。这些年来地方政府通过卖地、过多地依赖房地产开发获得税收收入这一体制很危险。许多地方政府哭穷是不合理的，城镇化要尊重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土地产权，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大笔一挥就开始圈地。”

　　“用地极限”是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近期提出的要在今后城镇化的用地规模和规划上进行制定。肖金成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他也认为对于城市规模的引导和控制并不容易， 但以用地标准控制人均用地还是比较容易的， 因此要通过集约节约的办法控制用地过快扩张，对人均用地进行适当控制是有必要的。同时，肖金成还表示，对于我国不同地区应当进行区别化政策对待，城镇化意味着未来三分之二的农村要消失，如果农田被占用，用以不具生产效率的地产开发或者相关联的无序开发规划都是城镇化的失败。城乡的发展要因地制宜， 设置相应的用地方法标准用以防范城镇化的过快发展，同时保障耕地面的质量与数量的相关政策的下达积宜早不宜迟。

　　从“集聚效益”到“大城市病”

　　“集聚经济是指企业向某一特定地区集中而产生的利益，是城市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和动力。城市具有明显的聚集经济效益, 正是它促使企业向城市聚集, 使城市规模日益扩大， 变成拥有成千上万个企业的地区。世界上大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按人平均的工业产值、国民收入等，一般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地理空间上高度聚集的新产业，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科技创新，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竞争力的典型代表。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特区、经济开放城市和经济开发区的不断发展，以产业群为代表的聚集经济已经是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肖金成介绍道。而让所有人兴奋的“城镇化将在未来十年拉动40 万亿投资”从根本上而言更多的就来自于集聚效益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