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邹崇铭在书中要批判的，其实并非香港政府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整个城市规划的过程，而是那种后现代式的去规划思维，书名中的“僭建”除了有“违章”的意思外，还暗指“东补西抄”的规划逻辑以及既得利益者垄断土地使用的局面，这正是作者提及“点”的意义。因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开始，香港政府实行限额卖地政策以维持高地价，这无异放任港资地产商日益壮大，令香港城市规划越来越混乱，社区越来越商场化，与邻近地区缺乏地理、经济和社会上的联系，全然孤立。

　　新界就是作者举出的极好例子：这里一半是原居民按权利所占有的乡村土地，另一半是政府征收非原居民农地用作发展公共房屋的土地。但在“后工业—后福特主义”时代的城市发展中，政府任由发展商将古洞等大幅新界东北的土地发展成内地富户的豪宅区，其城乡混杂的后现代特色及地产商在土地买卖的垄断，而那些住在乡郊边缘，却享受不到土地使用权的非原居民则受害最深，《僭建都市》批判了这种东凑西拼的私营计划，对地方特色的戕害。

　　近几年来，香港知识界对保育、市区重建、发展新社区及其他与土地发展有关的议题，议论纷纷，政府听任地产商的行径，更令不少论者感到不满，但这种不满背后包含着各种不同的主张。与好些走进菜园村的“八〇后”青年，甚至以指出香港已变为“全面都市化社会”的马国明相比，邹崇铭对现代主义城市计划反而有一份乐观的憧憬，多少仍相信勒·科布西耶式的现代主义风格可以与雅各布·布斯的“日常城市主义”、霍华德(Ebenezer H ow ard)的“公园城市”等理念结合，即使这些主张有互相不协调的特质，潜藏着很大张力。

　　在本书代序里，作者访问香港知名建筑师严迅奇，尽管作者较为肯定严迅奇等建筑师的贡献，但在作者与对方的言谈中间，读者还是可以读出两人的不同取向，尤其是一位资深的城市建筑师，即使考虑到建筑功能所能为大众提供的便利，也不至于认同邹崇铭提倡的社区经济、参与式规划等。邹崇铭曾复述马国明引用法国学者塞尔托(M ichel de Certeau)的观点，塞尔托认为纽约式摩天大厦为整个城市提供一个“全视的存在”(all-seeingbeing)，马国明认为此一俯瞰的全图角度忽略了许多不显眼的街头社区视野，邹崇铭却引用哈维对塞杜的异议，哈维认为这种“全视的存在”也是城市诸种视野之一。作者在书中设法调和中央城市规划与地方持存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但民间争取空间正义的声音，往往无法与城市规划协调，哪怕有一种充满洞见的新城市主义方案。《僭建都市》的论题显得纷然杂陈，吸引对都市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去思考根治“僭建”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