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利用效率低下还应提高地价

　　昨日有专家列举我国的土地利用数据显示，我国人均工矿用地从2000年130平米增加到140平米;从2006年到2010年，每新增一平方公里城镇化所吸纳的新增人口从8000人下降为4800人。由此可见我国土地利用效率的低下。

　　同济大学副校长伍江指出，应重视土地效益的问题。“香港和新加坡土地很小，可以把土地做得很精致很节约，中国土地大就大手大脚”。伍江还认为，土地的粗放利用跟价格有关，应该把土地价格提高。“我认为土地太便宜，有人说，广州、深圳都卖那么贵，你还说便宜，但城市新开发城区土地中，通过土地市场机制卖出去的并不多，这样算来，土地贵就无从谈起。”

　　专家提倡城市进行小规模零星开发

　　李铁说，他以前来到广州，虽然也拥挤，但是城市的小路是畅通的，这些小路是城市细小的血脉。现在为什么拥堵呢?是因为城市细小的血脉被大地产商分割了。我们现在的开发模式，大片大片分割，而台湾的房地产商也就是建一幢楼两幢楼。房地产的这种过度开发模式还阻碍了服务业的发展，他举例说，租房子开店就比住在自己的房子开店成本要高很多。李铁认为，解决之道在于创新。我们的房地产价格上涨就是因为没有投资机会，在工业上的利润远不如房地产。

　　伍江提倡城市进行小规模零星开发，这样有可能在开发过程中修正规划。“大部分人都会犯错误，当这个问题小一点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机会帮我们找这个问题，帮我们纠正这个问题。100平方公里的开发区，老百姓哪里有能力辨别是对还是错”。伍江认为，这样一方面让土地更加高效地利用，减少权力者的权力，同时少犯错误。

　　高端发声

　　林毅夫：广州可考虑以首尔为参照

　　林毅夫在主题演讲中分享了他的新结构经济学。他认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城市必须有竞争力，而竞争力的关键又在于比较优势和潜在比较优势。一个国家和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可以选择一个收入水平比自己高一倍或者两倍的经济体作为参照。他在会后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就广州而言，从收入水平差距考虑，可以选择韩国首尔作为参照。

　　为什么要选择一个收入水平比自己高一倍或两倍的城市作为参照?林毅夫解释，一个过去二十年、三十年发展比较好，且目前收入比你高的经济体，它的产业基本是符合比较优势原则的。因为你的收入比它低，生产成本比它低，发展同样产业的时候就会形成比较优势。既可以扶持本地民营企业发展这种产业，也可以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从其他经济体引入这种产业。就算这种产业在发达地区已经面临很大的竞争压力，到了生产成本更低的地区可能又会焕发新的活力。不过林毅夫强调，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发展这些产业，政府都需要降低交易成本，也就是说改善经营环境和基础设施，给企业足够的金融支持。

　　演讲中，他将美国底特律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失败案例进行了说明：底特律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一个中心城市，汽车制造业在美国是20世纪初期才开始的一个产业，这个产业出现后，美国主要的几个大汽车品牌总部都在底特律，随着产业的发展，底特律的人口也不断增加。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德国、韩国等国的汽车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越来越强，底特律的汽车产业竞争力相对下降，再加上城市产业没有转型升级，导致竞争力下降，就业机会减少，城市人口也不断减少。因此，要保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要保证竞争力。

　　彭森：可持续发展要提高服务业比重

　　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彭森在主题发言中明确指出，过去依赖出口、依赖投资的增长模式已经走近尽头，虽然经济增速很快，但是代价是高投资、高耗能、高污染。中国的G D P占全球总量10%以上，但是我们消耗的钢铁等材料接近全球的50%，消耗的水泥也在50%以上。从城市发展来看，中国的城镇空间分布以及环境的承载能力出现了不匹配，城市规模不合理，中小城市产业、人口、功能不足，小城镇数量多、规模小、功能弱，大城市又存在“城市病”，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重城市建设，轻服务管理。他认为，要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2 .6%，东部城市甚至达到61%，但服务业比重还不够大。一般来说，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服务业就业人口就会超出工业人口的一倍以上，城镇化率如果达到70%以上，服务业就业人口将超出工业就业人口的两倍、三倍，因此提高服务业的比重与水平应该成为本国的战略选择。

　　他强调，坚持改革机制、体制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现在很多城市新城区的规划导致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基础设施成本越来越高，有一些地方出现了一些空城、鬼城的情况，这些问题的形成有另一方面的问题，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更多的是目前体制和制度造成的。要通过制度变革以及中国小城镇变革来实现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