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技考古方法与手段的拓展与成熟，对考古发掘中获取各类遗存的分析与研究成果日趋丰富，曾经不被重视的植物遗存的考古学价值也日益凸显。10月19—20日，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农业起源与传播国际学术讨论会暨中国植物考古学新进展研讨会”在济南召开。

　　植物考古研究意识更加明确

　　相对于动物考古等其他考古学分支，国内以植物遗存为研究对象的植物考古学起步较晚。1992年，《农业考古》发表了一篇题为《植物考古学概述》的文章，首次向国内学术界系统地介绍了植物考古学。该文作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主任赵志军在文中预言，植物考古学将成为我国考古界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20世纪90年代以前，学界对植物遗存研究虽有所涉及，但更多的是植物学家的工作。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陈雪香告诉记者，当时人们尚没有明确的植物遗存采集意识，只是偶尔将发现的遗存颗粒采集后交由植物学者进行鉴定。

　　赵志军说，不同于植物学，植物考古学是为了认识古代人类与植物的相互关系，进而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和解释人类文化的发展与过程。

　　陈雪香介绍说，在研究目的确立后，植物考古学已不同于早期随机性的植物遗存研究。在近年来的遗址发掘中，植物考古研究意识更加明确，植物考古已经成为遗址发掘工作的基本内容之一。

　　中国植物考古学成果引世界关注

　　进入21世纪后，随着考古学区系类型研究的成功开展，深入了解古代人类的经济生活、生态环境成为考古学研究的迫切需要。在这一形势下，植物考古研究理论更加明确，方法愈加成熟，应用范围更为广大，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古代农业起源与传播发展过程、环境与人类文化关系研究两个方面。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考古学系教授加里·克劳福德介绍说，植物考古学发展非常迅速，既表现在方法手段的创新，也表现在新材料的积累上。从国际范围看，植物考古学一直是考古学中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分支学科。近年来《当代人类学》刊物集中两期专门发表研究植物考古学的文章。在2011年的一期中，有4篇涉及东亚地区的植物考古学，其中2篇讨论中国的植物考古学。

　　中国考古遗址中的植物遗存具有历史悠久、地理分布广泛等特点。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孔昭宸表示，对遗址中的植物遗存进行概率乃至定量统计，有助于了解中国的稻、粟、黍、豆、麦等农作物的起源、演化和传播，并进而探讨先民的经济生产方式、食物结构以及其与自然环境间的关系。

　　加里·克劳福德认为，从理论上来讲，植物考古学的发展方向应该多元化，未来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人类与生态间的关系。

　　事实上国内已有学者注意到加里·克劳福德所提到的植物考古学的新领域。据了解，以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靳桂云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充分利用了针对自然科学中第四纪古环境和古生态的研究方法开展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在研究人员的组成上，植物考古学的生态史研究课题都是由考古学家和古环境科学家共同攻关，实现了多学科合作、优势互补、成果共享。

　　植物考古学复原中国史前农业整体面貌

　　“就国内植物考古学当前的主要研究任务而言，逐渐梳理出中国古代农业的整体面貌，使其发展过程与脉络逐渐清晰，是国内植物考古学者正在集体致力的学术理想。”赵志军告诉记者。

　　稻作农业是植物考古学界长期以来的讨论热点。目前我国发现史前水稻遗存的地点已有上百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张居中介绍说，通过对这些遗存地点所在位置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史前稻作遗存主要分布于黄河以南的大片地区，见于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各地区稻作遗存形态不同，分析其稻种和稻作行为以及栽培技术的差异，可以发现各地区稻作农业的发展阶段及其传播关系。

　　目前，包括四川盆地、内蒙古赤峰在内的全国50%以上地区，与其古代文化发展序列相应的农业发展状况已有成熟的考古结论。虽然现在研究时空上还存在部分缺环，但赵志军相信，在未来10年内，中国史前农业发展的全貌“拼图”可以完成。

　　虽然尚存一些争议的问题，但是赵志军认为，对古代农业的认识不应满足于对某件单一的出土遗存的年代鉴定层次，农业经济是由采集狩猎经济转化而成的，从野生祖本到进化传播，这是一个可能长达四五千年的量变过程，因此对作物的起源研究需要有一定数量的序列样品作为证据加以比较，并对同时出土的其他可食用植物进行比例分析，这样才能从时空上尽可能科学呈现出其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