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走出自然并与自然相对，是生态问题发生的历史前提

　　随着历史的发展，生态逐渐成为人们不能不加以正视的问题。从实质的层面看，生态之所以成为问题，与人自身的存在相关联。如所周知，人既源于自然并内在于自然，又走出自然并与自然相对，中国哲学中的天人之辩，就涉及以上关系。洪荒之世、本然世界，并没有生态的问题。只有当人从自然中分化出来（天人相分）、成为与自然相对的另一种存在（所谓自然的“他者”）时，生态的问题才会发生。在人类出现以前，自然诚然也经历了各种变化，如地震、洪水、海啸、火山、干旱，等等。不过，这些自然的演化在人类诞生之前，并不构成生态问题。然而，在人作为“他者”从自然中分化出来后，不仅人自身的活动结果逐渐造成了各种生态问题，而且本来没有生态意义的自然演化也逐渐获得了生态的意义。如前述的地震、火山、洪水、干旱等变迁，便随着人类的出现和发展而逐渐地由单纯的自然现象，变为生态演化的重要方面，其所以如此，主要在于这些变化直接影响着人自身的生存。从以上方面看，生态的问题确乎与人的存在难以分离：可以说，生态问题首先是人的问题。

　　生态问题之源于人的存在，与人自身的存在特点相关联。如所周知，在现实的世界中，只有人才真正具有价值创造的意识和价值创造的能力，也只有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创造性活动而在自然之上打上各种印记。事实上，人生活于其间的现实世界，已不同于本然的存在，而是形成于人自身的创造活动，儒家所说的“赞天地之化育”、“制天命而用之”，便已肯定人参与了现实世界的生成过程。

　　人的价值创造过程同时也是意义生成的过程，意义本身则有多方面的内涵：它可以展现为正面或积极的趋向，也可以包含负面或消极的性质。从天人关系的角度看，正面或积极的意义体现于和谐的天人关系，负面或消极的意义则表现为天人之间关系的片面化。事实上，生态的问题归根到底导源于天人关系的片面化，后者呈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由平衡走向失衡。

　　天人关系失衡的重要原因，在于人们在追求自身价值目的以及进行价值创造的过程中，忽视了自然本身的法则。价值创造的过程固然关乎人的价值目的，但同时又必须本于现实存在以及内在于其中的法则。如果价值目的的追求和价值形态的创造无视甚至蔑视自然的法则，则天人之间便会形成各种张力并趋向于分离，由此进而导致各种生态问题。人的价值创造过程与生态问题的发生之间的以上关系，同时从一个方面表现了生态的问题与人的存在及其活动之间的相关性。

　　要而言之，生态问题的发生以人走出自然并与自然相对为其历史前提。如果用中国哲学的概念来表示，则这一前提便以天人相分为其内容。从天人相分或天人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生态问题，具体涉及两重视域：以人观之与以物观之。生态问题的解决、生态关系的合理建构，离不开对以上两重视域的具体理解。

　　“以人观之”的天人之辩

　　生态之域的视域首先表现为“以人观之”。宽泛而言，“以人观之”也就是从人自身的视域出发来理解和评判世界，这种“观”包含多方面的意义：它不仅涉及狭义上的理性认知，而且关乎价值的关切。理性的认知具体表现为在事实层面上对自然本身、自然与世界关系的把握，价值的关切则以天人之间的价值意义为指向。中国哲学很早已意识到以上方面。孟子曾指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里涉及“亲”、“民”、“物”三种不同的对象，对待这些对象又有“亲”（以亲情相处）、“仁”（以仁爱之心相待）、“爱”（以珍惜、爱护之心相待）三种价值立场、价值态度，后者也属广义上的“观”——对事物在价值层面的考察与把握。不仅对“亲”（家庭伦理领域中的成员）、“民”（一般社会成员）要给予价值的关切，而且对广义上的“物”也应当有一种珍惜、爱护（“爱”）之情，这种情感在实质的层面渗入了价值的内涵。宋明时期，理学家们进一步提出“民胞物与”、“仁者与万物一体”等观念。“民胞物与”、“万物一体”意味着将世界之中一切对象都理解为与人相关的对象，并赋予它们以相应的价值意义，这一看法的内在的要求是对人之外的其他对象给予应有的价值关切，其中也体现了以人观之的价值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