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能建造一种既不刻意追求象征意义又不刻意追求视觉效果的建筑呢?”在当下中国各大城市大兴土木，急欲通过以广泛建造造型奇特、体量巨大的所谓地标性建筑的方式来表现城市发展，彰显政绩和张扬财富之时，日本建筑界领军人物隈研吾却在《负建筑》一书中提出这样的诘问。

　　对一座建筑来说，要成为城市标志，不仅仅是视觉形象的问题，它更应能够提升城市的建筑文化水平，使城市居民产生自豪感和归属感。同时，地标性建筑应该能够拉动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后期商业运营发展，整合配置产业资源，聚集金融、电子、人流、信息等社会资源，在区域周边衍生出一系列的配套产业需求，可扩大消费，安置人员就业，从而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整体上促进城市或区域的经济增长。

　　长远而言，地标性建筑应能在人们长久的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对其产生价值认同感，人、建筑与环境三者之间应该能够产生互动与激励，形成良性的强力循环，孕育场所精神，产生依赖情感，最后催生地标的诞生。因此，能否作为标志性建筑，本身并不在于建筑到底有多少高度、多大体积、多少投资这样简单的数字，而在于建筑在城市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最新、最高、最现代并不能作为地标性建筑的标志，盲目追求效果，胡乱建造的地标性建筑，最终只能失去其真正的“标志功能”。

　　隈研吾在其《负建筑》一书中指出：“我们的欲望让我们把建筑物从周围环境中分割出来，我们忘记了建筑的本意是让我们容身，让我们居住地更舒服，而不是一味地将建筑当成‘物’，在其身上画满了各种符号，直至将我们自身淹没。”建筑物与人的关系是互为作用的。一方面，建筑是人创造的，人对建筑物的兴建、维护起着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建筑的发展又不断地反作用于人本身，对人和周围的环境进行着改造。人对于建筑物的决定作用是显性和具体的，但建筑物对人的影响却是隐蔽而深远的。建筑物所体现出来的审美趣味、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都是能动的东西，在不同建筑物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会产生不同的需要、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不同的追求。可以说，一个民族的共同建筑文化不仅表现该民族的共同心理，也创造了该民族的共同心理。

　　时下，我国各大城市兴建地标性建筑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这些庞然大物要么在建筑高度和建筑规模上互相攀比，争当世界第一;要么造型奇特，用不合理的结构来获得视觉冲击。其结果是单纯使用高技术、昂贵材料，耗费几倍于合理建筑的能耗，动辄花费十几亿、几十亿的建筑成本。更重要的是其建筑效率低，隐患堪忧。建筑物最大的忌讳是大悬挑、高重心、偏斜扭转，而恰恰就是这些，在当今中国城市大行其道。

　　美国城市建筑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说：“城市是文化的容器。”中国建筑界时下的精神状况可以说是当今中国社会精神状况的一个反映。中国的标志性建筑不应该纯粹追求高技术、新科技，更不应一味地争当第一，而应该依据当地当时的经济、技术、文化背景和现实需要来设计建筑。尤其是落后地区，那里需要的并不一定是最尖端的技术，而是最适宜的技术。另外，不管是设计师还是政府的决策者都应考虑到建筑的责任和精神。建筑应该以振兴社会为己任，它不是设计师为了获得自由创作快感的作品，更不是权贵彰显个人政绩的象征物。

　　“建筑”的英文原意乃是“收容”，建筑的本源是收容人，让人安身立命。那么，处于天地间的建筑物应是地球生物圈这一有机整体中能与自然进行物质循环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是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建筑大师赖特说，“建筑应生于土地，沐于阳光。”其代表作品流水山庄建于半山的溪涧之上，上有浓荫遮蔽，下有流水过户，建筑融于自然之中，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反观时下在中国各城市大行其道的地标性建筑，突兀于大地之上，能耗大、污染重、浮躁、喧嚣、虚荣、奢侈，对于形式的过分追求使其早已远离了建筑的本质。相信，一个好的建筑，不仅仅是形式富有美感，材料、技术新颖的建筑。一个好的建筑更需要从社会学、人类学、环境学、生态学等方面去研究、规划、建设，那才是人类能够安身、安心的幸福栖居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