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印象：从马可·波罗到利玛窦

　　马可·波罗被誉为第一个将中国用文字展现给西方世界的人，他笔下是这样描写汗八里大汗皇宫城墙的：

　　“……在这个广场内还有一个广场，它四周的城墙极厚，高二十五英尺，城垛和矮墙全是白色的。这广场周长四英里，每边长一英里，和上述的广场一样，南北各有三座门，场中也同样建有八个建筑物，作为皇帝藏衣之用……这里青草茂盛，草场上的每条小径都有砖石铺面，比草场地面高出三英尺，使得污泥雨水不至于积成水坑，而只是向两旁流,用来滋润草木。”

　　陶飞亚说，除了城墙的形制、功能外，马可·波罗还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史实，即元朝当局曾经下令拆毁各地的城墙，以削弱被征服地区民众的抵抗。

　　16世纪末，欧洲人对中国有了更进一步的描述。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Mendoza）1585年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中，引用了船长阿尔蒂埃达（Artieda）在致西班牙国王书中对中国城墙的描述：

　　“中国城墙坚固，外面围以深壕（情况紧急时可放满河水），城门上架着大炮，中国人认为这是最好的防御工事。城墙上，长官率士兵日夜守卫。如不得到城市最高当局的批准，任何外国人是无法靠近该城的。”

　　相比之下，同时期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较为幸运，通过不懈努力，他终于获得了入城居住的权限，在南昌城墙内的衙门附近买下一幢房子。

　　在《中国札记》中，利玛窦这样描述中国城市与城墙：

　　“……他们的城市大多建在河畔，可通航，城市四角有壕堑，使城市变得十分坚固，不仅城市，连镇子都有高而坚实的石墙围绕，高有一寻，其余的墙都是用砖，但坚实到用锄都很难打碎。一些城市有很宽的城墙，四人或六人可以在上面并排而行，墙有很多堡垒和楼塔，彼此相隔不远，有城垛和宽廊，他们的总督多次去消遣，饱览山川和芬芳的田野……”

　　“但是在赞叹城墙的宏伟之后，他也注意到了中国城墙特殊的文化与政治意义。”陶飞亚说，“利玛窦注意到，朝廷对皇族极度防范，生怕他们造反，太子以外的皇子只许居住在外地，不得入京，中国的城门夜间都得上锁，修筑城墙似乎是防自己人而不是异族，而欧洲人修筑城墙则主要是防异族入侵，并不是为防本国人暴乱。”

　　细致的笔触：前近代时期的探险者

　　18世纪末，西欧各国政府首次向中国派出正式使节。1792年到1794年间，马戛尔尼使团到中国参见乾隆，这个庞大的英国使团，肩负着对大清帝国进行全面考察的使命，行程路线分布较广，途中兴致盎然，留下了更多关于城墙的记录。

　　“他们甚至对长城青色的墙砖是经过窑火烧制而成，还是仅仅在太阳下晒制而成，进行了研究。”陶飞亚如此评论马戛尔尼使团成员对城墙的记录，“长城自古就是重要景点，但连墙砖都被观察得如此细致入微，这大概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