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7年，当新教传教士试图进入中国时，清政府官员千方百计不让他们进入城内，城墙是他们面前的一道难关。而到了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此前一直被限制在沿海口岸城市活动的传教士，其活动范围深入内地各个地区，成为记录中国实况的生力军，原本需要颇费工夫才能逾越的城墙，不再是他们路途中的阻碍，而成为一道道矗立在中国土地上的风景。

　　英国传教士理一视（JonathanLees）于1868年踏上了从天津到济南的旅途，并将沿途见闻发表在当时在华最有影响的基督教英文刊物《教务杂志》上。当他抵达济南城，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城墙：

　　“我们五月十五号到达了济南府，并在那里呆了一整天。这座城市离黄河河岸大概有五英里……在空中弥漫开来的由人声和其他声音混合成的嗡嗡声，是提醒着我们正在接近一座大城市的唯一标识。这座城由三层防御体系环绕：第一层是延展开来的泥土墙，现时已经失修了；第二层是一道新近修好的花岗岩的坚固外墙，稍稍低矮一些，将郊区围起来；第三道同样是花岗岩，但是远为高耸坚固，其正式的称呼为‘护城墙’。最后的这道墙长一又三分之二英里，一英里宽，就连其下的沟渠也被缓缓流淌的河水充填起来。河中充足的水量使城内居民得以养成卫生的习惯——的确，我在这座城市中见到的肮脏之物远远少于任何我见过的其他中国城市。”

　　传教士对城墙的兴趣显然不限于眼前所见，还对城墙背后的历史进行了一定的探索。陶飞亚介绍道，1869年11月的《教务杂志》中，刊登了D.D.Green对杭州城及其城墙历史沿革的介绍：

　　“杭州这座城市的第一道墙是隋炀帝时期建立的，大概在公元900年左右；其周长大概有36英里，但今天已经不可能确定古城的确切位置了。我所检视的关于其建城的两条线索都没能指出其究竟所在何处。城墙的形制在接下来的294年里没有任何变化；直至唐朝最后一个皇帝——唐昭宗时期，城墙被彻底翻修，并明显扩建。重建杭州城墙时，大约二十万人被征召服劳役，重建后的形制和规模令人叹为观止。”

　　如今，传教士笔触中的城墙很多已在历史变迁中被毁坏或者破损了，他们拍摄的图片成为了以物化形式保存城墙形象的重要史料，这些图片大多保存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以及其他一些与在华传教有关的北美和欧洲大学图书馆中。【见图4、5】

　　广角镜：民国时期传教士的照片

　　进入民国时期，传教士们在中国大地的足迹比起晚清时期更为深远。1936年，内地会的美国传教士毕敬士（ClaudeL.Pickens）与其他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西北和华北、华中地区的穆斯林聚集区进行了一次历时长久的考察及传教，在旅途中，他拍摄了大量的照片，使得后人得以一睹西域城墙的古貌。【见图6】

　　1912年，法国摄影家坎恩（AlbertKahn）一行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摄影器材，在中国拍摄了近百幅彩色照片，这是关于中国有据可查的最早的彩色照片，其中存留了中国妇女、儿童与摊贩等各色人群在城墙边的历史形象。

　　瑞典学者喜仁龙(OsvaldSiren)在1920、1921年两次访问中国，对北京的城墙、城门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察、测绘和研究，1924年在伦敦出版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TheWallsandGatesofPeking)，共收录他拍摄的照片109幅，测绘图纸50幅，以及大量工程勘察记录，同时引用了《顺天府志》等北京历史文献的内容。喜仁龙开宗明义地指出：“之所以撰写这本书，是鉴于北京城门的美。”因为他目睹北京古城正一步步遭受破坏，特别希望“能够引起人们对北京城墙和城门这些历史古迹的兴趣，能够多少反映出它们的美”。【见图7】

　　“尽管由于专业素质所限，有的测绘图不够规范，但此书仍然是迄今记录老北京城墙城门的最翔实可靠的文献，是一本至今无人超越的盖棺之作。”陶飞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