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外国人，尤其是传教士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城墙不再仅仅是探险或郊游的目的地，而是深深地融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比如胡美，这位使现代医学扎根湖南的美国医药传教士，是雅礼学堂、湘雅医院和湘雅医学院的重要创始人，在长沙生活了20余年，对这座城市有着很深的感情和特别的感悟。在回忆录《道一风同——一位美国医生在华30年》中，胡美写道：

　　“长沙城墙共有八个门供人出入。每个门的两边都有台阶到达城墙顶部。我们常常劝说武装警卫打开锁，让我们穿过障碍物，爬到城墙上。

　　有时，我们会在城墙上遇到城里的孩子们。他们放着像蜈蚣或龙一样有长长尾巴的风筝。此外，城墙上有操练的湖南士兵。”

　　美国耶鲁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曾在《大汉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条件之一就是既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又能够持续保有这种吸引力。当西方刚刚接触到中国时，中国就明显地表现出这种能力；几世纪来，流行风潮的无常，政治情势的改变，也许曾使中国的光彩暂且蒙尘，但是中国的吸引力却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过。无论是中国在西方引起的强烈情感，一波又一波尝试描述并分析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企图，或是西方人对有关中国消息的强烈兴趣，都明确道出了这个国家所散发的魅力。”

　　而西方人士眼中的中国城墙如何从一种防御性的建筑转变成一种带有东方式美学趣味的景观，其实也就是史景迁所说的“国家魅力”之具体表现，城墙变迁中隐含的人文历史其实也就是构成中国的吸引力最重要的来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