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民们对此印象深刻，但至于“新阿房宫”是什么，按大多数人的阅读习惯——“管它是什么”，网络阅读是不求甚解的，很多人形成的感觉，“新阿房宫”应该就是重建一个阿房宫的意思。

　　把事情说清楚其实并不复杂——建设阿房宫遗址公园是文物保护的需要，而引入首创集团投资阿房宫文化旅游产业基地，则是一个位于文物保护区以外的地产项目，目的是以商业开发反哺文物保护。

　　然而对地方政府来说，是“说清楚”，还是选择不作声，其实是基于风险、得失评估的技术问题，“说清楚”的风险在于有可能引发媒体对事件的跟踪报道和舆论持续关注，而不作声的好处则是，如果没有新的关注点，事件的关注度会迅速下降，一个热点在短短几天里被另一个热点代替——毕竟，中国从来不缺少热点新闻事件。

　　正如后来所看到的，西安市方面选择了不作声——无论是西安市委宣传部，还是西安沣东新城，都没有试图通过一个正式场合或者公开载体，把这件本来可以三两句话讲清楚的事来讲清楚——从技术上讲，这当然是一个无可厚非的常规动作，大多数地方政府在面对类似的舆论事件时，也常常是同样的选择。

　　但缺乏战略评估和判断的技术评估，常常会犯方向性的错误。导致后来发生一连串事件的原因在于，西安市的有关部门对今年来中央一系列讲话缺少足够的政治敏感，也因此忽视了阿房宫的政治文化意义。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整治党风、政风方面的决心有目共睹，习近平总书记从去年就开始讲，要“坚定必胜信心，增强忧患意识”，今年年初，他在中央党校就曾说，“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

　　对于阿房宫的历史教训，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年初的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更是曾直截了当地说——

　　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的封建帝王，开始是代表了历史发展要求的，但他好大喜功，横征暴敛，弄得民怨沸腾，不过传至二世秦王朝就灭亡了。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在历史上，阿房宫建而未成，是秦二世灭亡教训的具体标的物，而在当下，中央先后颁布“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力图开出党风政风新气象，在这样的背景下，“阿房宫项目”所承载的意义和它所面临的争议，以及它所引起的高层关注度，远非文物保护与商业开发之间的矛盾那样简单。

　　几个月后，“西安380亿建‘新阿房宫’”引起了广泛的质疑——尽管“新阿房宫”是什么是一件可以说清楚的事——西安市政府本来可以大大方方地说，其实他们只是准备建设一个以文物遗址保护为目的的阿房宫遗址公园，同时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引入了一家开发商造房子而已。

　　如果有足够的政治意识和技巧，他们甚至可以说，“我们是准备花很少的钱，建一个以秦亡警示文化、秦文明反思文化为内涵的大型历史遗址公园”。这与他们的计划并不冲突。

　　而遗憾的是，在这当口，他们选择了不作声，任其发酵，回过头来看，这无疑是个糟糕的选择——也许后来汇报清楚了，但影响已经无法挽回。所以才有后来一位西安市的官员总结说——我们错估了阿房宫事件，我们只看到了阿房宫的历史文物价值，却忽视了它的政治文化意义。

　　话说远一点，对于西安这样的城市，外界常常有一种偏见。他们常常认为这座城市历史太厚重，一土一木都动不得，任何城市改造或者大规模的城市建设都会引起普遍的争议和强烈的批评，不管改造到底是保护了文物还是破坏了文物。

　　讽刺的是，这种以保护历史为初衷的偏见的形成，恰恰是因为对历史和现实缺乏了解。中国古代土木结构的建筑性质决定了其本身很难长久保存，除了大小雁塔、城墙等寥寥几处遗址，西安大量的文物遗址都深埋地下，有些已知，有些未知，很多遗址地面上就是生活了几百年的村子，生产了几十年的工厂。

　　近几年，为了保护这些遗址，也为了进一步发展城市，西安试图将一些重要遗址上的单位、居民迁出，同时在遗址外围做一些商业开发，通过“大遗址”模式来实现遗址保护和资金上的平衡——也即所谓变“被动保护”为“主动保护”，比如唐大明宫，再比如引起争议的阿房宫，都是遵循了这样的思路，但在传播中，信息的不对称、网络的碎片化传播和历史偏见让当地的每一次尝试都饱受批评，这无疑是很不公平的。

　　要破除这种偏见，也为西安整座城市厘清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向前看，需要当地决策者在城市形象塑造、理念阐述以及传播策略上，有一个整体的战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