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旧的城市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影响力减弱，新的城市社会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及治理体系还未形成。我国现在已处在高度开放的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公民的知情权维权意识，公平正义的诉求等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涵上，和上世纪50、60年代，甚至70、80年代，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社会管理的去组织化趋势，和过去的社会组织化管理的形态已截然不同。

　　我相信岁数大的同志更体会深，过去组织、单位不是管八个小时，是管二十四个小时，邻里纠纷，都是组织工会党委去协调的，大家知道年轻人稍微寻求进步的，谈个朋友，也得要组织书面进行政治审查，我都经历过。谈谈朋友，两家家庭实际上都是政治成分很好的，但是组织还要出面。但现在不一样了，不要讲二十个小时了，八个小时现在都管不过来了。我不是说要回到三、四十年前的组织形态，肯定不适应发展，但是这种社会的管理模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社会的急剧变革，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社会生活中还未有形成一套新的有效规则，来规范人民的行为，这是从秩序规则来说，思想意识的变化不说了。

　　面对严峻挑战，我们必须加快形成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城市社会发展方式，促进城市社会发展方式转变。要进一步增强城市的公平性、包容性，逐步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尽快消除同城居民在经济权益、政治权益、文化权益、社会权益等方面的实际差别。要为所有城市居民提供均等的发展机会，均等的公共服务、均等的教育机会，让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有所养，要发挥好城市主导作用，构造相互包容、相互关爱、和谐相处的城市社会环境，这是我谈的第二个方面。

　　第三方面，城市文化品格再塑，是城镇化转型不可获缺的重要内容。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城市学家，他说城市凝聚了文明的力量与文化，保存了社会遗产，在人类文化传播中，是仅次于语言的一项最宝贵的集体性发明。作为泱泱五千前的文明古国，对城市文化来说，无疑是一种we破坏。我们痛心地看到在城市一幢幢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的同时，古建筑消失于GDP高速增长的数字之中，拆旧城建新城，拆真文物建假古物的现象随处可见，例如北京的胡同数量从建国初期的3250条减少到2005年的1320条，八年过去了，现在大概有一千条就不错了。

　　在乡村一座座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成长的同时，记载着华夏文明历史变迁的古村落数量从2000年的360万个，减少到2010年的270万个，十年就消失了90万个，相当于每天消失300个自然村落。在大拆大建之后，除了所谓政绩和GDP之外，我们得到的是千城一面，甚至低俗、怪异的城市风貌，是地域文化的丧失，是文化的断层、历史的割裂，或者说是严重的城市文化病，而这种城市文化病实质上是在社会急剧变革中的民族文化和国家文化的缺失。

　　不是讲都要恢复到五十年前、一百年前的城乡面貌，但是西方国家像意大利的罗马城，在它的经济现代城市发展的同时，体现民族特色的建筑风格，在主要城区保留得非常完整，有多少个罗马，多少个巴黎，多少个米兰，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望而愧色的。

　　中国城市文化病的主要原则，一是中央权责关系和财税关系不合理，政绩考核制度存在缺陷。城市发展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城市决策者热衷于推动GDP的发展，热衷于打造形象工程，热衷于拆旧建新，脱离实际，贪大求全，求大求快，很大程度上是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我如果当省长、当书记，可能也不会像前面说的那么好。

　　二是对城市的本质和城镇化的规律认识不足，过多强调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忽略了文化、社会功能，没有把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城镇化发展的核心。都想把自己建成无所不能的城市，又是经济中心、又是政治中心，又是文化中心，又是国际中心、教育中心，甚至还是信访中心，这种发展对一个城市的未来是很值得担忧的。

　　实现城市文化品牌再塑，关键在于实现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至少有三个要素要考虑。

　　一是要重视人文精神，强化城市的文化功能，把城市真正作为传承文明、承载历史、寄托情感的精神家园。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传统与观念的有机融合，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