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保军发言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规划师杨保军认为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历史文化稀薄决定其家园故土情结淡、城市化率可以很高”等具体国情没有可比性，在村庄日复一日消失的中国当下，杨认为必须重新认识乡村对于中国城镇化的意义。

　　论坛上，他谈中国古老的农耕文明，谈珠三角城镇化改革，谈唯G D P论或维城镇化率的不足，谈到动情处，他背对中国南方农村梯田如画如诗的图片，声音越来越高，一边扬起右手，一边念着“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的期许。

　　“当现在城市化水平越过50%的时候，乡村价值我们必须要重新认识了”，杨保军认为，乡村越来越少，所蕴含的生态价值、寻根价值、社会价值很高，他认为重新认识乡村的价值对中国未来城镇化意义重大。

　　杨保军认为美国城镇化模式与中国没有可比性，“美国是一个新大陆移民国家，一帮欧洲人进去了，把土著赶到一边去，地多，规模化就搞得很好，所以不需要全部种地，剩下的人就可以去城市了，这个很符合美国的条件。而中国几千年世世代代是有原住民的，文明、风俗都在里面”，“农耕文明创造了世界几千年文明的辉煌，我们要发展乡村的价值”，他认为中国不可能像美国一样把人赶到城市去就能发展。

　　谈到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关系转变时，杨保军说，工业文明讲求效率、标准化、规模化，见不得复杂、零乱、多样，“要完全一样，所以城市就求大，求大就是规模效应，要求新，就是要求增长速度”。

　　杨保军认为，不要一谈城镇化就只想到工业，有多种途径可以促进城镇化发展。他认为中国将来的城市不是一味求大，而应该大、中、小协调、协作，而且要统筹城乡一体，要推进生态城区的建设，体现节约资源、环境友好，要打造和保护好更多的特色资源，建美丽乡村特色城镇。

　　“我们过去走的是牺牲农村的未来和前景成就了城市辉煌(的道路)”，杨保军认为，改革开放30年以来走的是一条城市主导下的资本城镇化道路，“它更多的是一种资本城镇化，而不是人的城镇化”。

　　杨保军认为，单个人的城镇化快于家庭的城镇化是造成社会不健康、社会矛盾越积越多的原因，“家庭和个人有很大的区别，(中国)举家能够在城市安身的比例很低，1.6亿当中只有3000万人左右”。

　　制度设计常被称为是城镇化改革关键。在杨保军看来，之所以出现农村穷、城市富的原因，除了有经济学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制度设计，“因为把土地的开发权垄断在城市政府手里的。尽管集体有土地，可是政府把它征过来开发，这是一种垄断”，他认为，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进行改革，农村要想富、要想跟上城市发展的步伐相当艰难。

　　杨保军认为应该尊重农民的利益，不应该走原来征地拆迁、城市发展的道路，而应协作开发，可以让农民自己盖房子，从中获得收益，而政府则通过征税的方式进行公共服务，“当然这需要谨慎试点，也需要创新，我认为珠三角可以先行”，他说。

　　“审视城镇化需要简单的指标，城镇化率用得较多，但要慎重用”，杨保军认为，城镇化率可以看出考量城镇化的速度，用于考量全国的效果是有道理的，但对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而言，“基本上失去意义”。

　　杨保军举例，浙江嘉兴的城镇化率约为51%，很难再提高，但是嘉兴的乡村发展非常好，小学等公共服务完善，所以居民再也不愿意进城。相反，安徽芜湖的城镇化率要高，增速也快，但地方经济总量、人均收入都比嘉兴低，事实上，芜湖的城镇化质量并不比嘉兴要好。杨保军认为，审视城镇化水平不能简单地追求指标，关键是要看环境保护、资源高效利用的情况。

　　除了城镇化率，评价城镇化质量的指标应该有哪些？杨保军认为，综合考量区域的高等教育、科研、医疗、居住、文化等公共服务与社会发展的指标，还要考量资源投入与产出的比例，才能真实反映城镇化质量。“环境是在恶化还是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是不是在逐渐提高，还有社会服务、公共服务是否在不断完善，这些都可以衡量”。

　　杨保军说，现在国内有少数地方已启用这套指标，珠三角还没开始，但正在往这一方向转变。“如果兼顾速度和质量来评价城镇化水平，政府唯GDP论的情况应该会大有改善”。早在2003年，杨保军已针对城镇化质量设计了一套评估标准，包括经济发展、环保、单位能源消耗情况等四部分，其中经济发展占60%，其余部分占40%。“当时想在全国推下去，但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