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还有其他壁垒需要突破，比如人的因素，领导的因素。双方的领导者作为决策者，对自己省区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成渝、长江中游城镇群，包括三大城市圈，都是按照经济、交通、社会联系，基本打破了原有的行政分割。比如京津冀地区的燕郊紧邻北京，一条潮白河把北京、河北分开，由于行政体制的不同，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为明显的体现在房价上，燕郊的房价与北京有很大的落差。这种行政体制上的割裂问题是一个共性的问题，需要从国家层面协调。

　　我认为，城镇群当前的发展，需要统一的协调机制，只有较好的协调机制，才能解决城镇群内部各城市、区域之间的协作与联系，发挥它们的优势，避免出现恶性竞争与矛盾。

　　目前来看，还没有形成较好的协调机制。跨省的区域协调必须由国家出面。譬如，珠三角虽然都在广东省，但国家也要把港澳包含在珠三角城市群里面，这是广东省不能协调的。

　　只要大家形成共识，不同区域之间的行政割裂问题是可以协调的。关键是需要一个机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目前还不明朗。

　　当前的新型城镇化已经提到国家层面高度。说到底，需要有一个具有统一协调能力的机构，要协调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关系。我相信中央已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也会逐步解决。

　　当前，对于城镇群、区域一体化发展来讲，快速发展的高铁交通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事情。

　　不能都追赶大城市

　　记者：三大城市圈，加上成渝、长江中游，您对这五大核心城镇群这一步发展有何建议？

　　邹德慈：五大核心城镇群，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和分工的核心区域，是引领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龙头，是最重要的人口和经济密集区，当前核心任务是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参与全球分工与竞争的能力。

　　若想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推进“巨型城市”---一般是指人口规模超过800万至1000万的特大城市---的职能提升和空间格局优化，强化上海、北京、天津、重庆、广州、武汉等城市的国际化职能发展，提升其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构建面向区域的开放性空间布局，推动中心城市的功能和人口疏解，避免过度集聚发展导致的“城市病”。

　　需要建立城镇群内部协调机制，加强区域内城市产业协作，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镇群内部差距，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进而提高区域的整体竞争力。

　　应该积极探索这类地区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制度，减少工矿建设空间和农村生活空间，适当扩大服务业、交通、城市居住、公共设施空间，扩大绿色生态空间。控制城市蔓延扩张、工业遍地开花和开发区过度分散，促进城市集约紧凑发展。

　　要按照省内外进城务工人员市民化平等原则，积极推进城镇群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的市民化，尽量避免发生进城务工人员区域歧视现象。

　　此外，应该建立以生态环境为核心的城镇群生态保护机制，具体包括制定区域生态安全体系的管理法规，建立区域排放总量控制与市场交易机制，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利用市场机制完善平等和高效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

　　记者：在上述五大城市圈之外，您如何判断其他中型城市发展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