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土地金融的融资额，已远远高于土地财政的收入，这也是促使城市土地扩张，征占农民集体土地的机制。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政府的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之所以可以如此高效率地运作，建立在一个社会分配的前提之上：即政府可以用低成本和垄断性的行政手段从农村获得土地。

　　城乡一体化进程本质上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在政府推行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中，实际上是两个方向的土地变性：在政府运用资金进行土地整治后，离城市较远的农区的农民通过集中居住，将节约下来的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为主体）变性为农用地，增减挂钩、指标置换后在城镇建新区的农用地再变性为城市经营性用地，政府从土地出让收入中支付整理成本，拆迁建房成本，但获取非常可观的净收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 农民上了楼，似乎居住条件改善，耕地增加，但农民等于减少了可利用的资源，土地增值空间大大缩小，农区的农民再也没有获取土地增值收益的可能性了。政府与农民的利益格局还是失衡的。

　　《21世纪》：这一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模式会带来什么问题？

　　张晓山：问题很大，最明显的就是加剧当地政府和失地农民之间的矛盾，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大家都有目共睹。另外一个隐性的问题是这一模式会导致城市建设用地利用率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