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近现代城市第二个快速发展时期是在1950年代，也就是解放后，中国迎来了一个工业化快速发展的10年，也就是1949年到1959年。伴随着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工业化发展，中国的城市在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里也迅速地发展，所以它的特点就是工业化促进城市建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哪个地方有城市，那个城市一定有一个大的钢厂，或者是哪个地方有一个大的国营企业，那么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城市。但是这样的一个城市化进程和生产发展的进程，后来因为复杂的社会原因，基本上处于一个停滞状态。

　　第三个阶段就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一直延续到今天。改革开放之后的城市化发展的特点是城市的生产、生活、工业和城市建设全面发展。改革开放的这37年实际上也可以大致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开始到1994年，这个阶段是中国各地生产、生活全面发展，城市的发展仍然是伴随着工业化生产进行的，所以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4年开始到2002年，在1994年中国社会推进了两项深深影响后来中国发展的政策，一项叫分税制，第二项是房地产制度改革。所谓分税制就是由中央统一管理税收；所谓房地产改革就是把计划经济保留下来的统一分配城市住房的制度，变成城市居民的住房主要由市场化的途径来实现。那么这两项改革放在一起，就变成了中国城市快速扩张的力量。前者使得地方政府能够支配的财政资金变得很拮据，所以地方政府需要寻找新的财源，而房地产制度改革就恰恰给地方政府挖了这么一道口子，他们可以通过卖地来实现快速的财富积累，和城市化建设，当然也包括GDP的增长，所以从1994年之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就出现了一个呈快速增长、持续发展的时期。

　　然后第三个阶段是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会上制定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就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在中共十六大报告里面，新型工业化的定义内涵非常清楚，就是要发展知识产业、信息产业、环保产业，走无烟工业化的道路。但是这样一个政策遇到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型和升级，东部沿海地区一部分高能耗，高物耗，还有污染的企业开始从东部沿海地区退出，向内地转移。这些产业稍加包装之后，就以新型工业化的面貌出现在内陆地区。

　　这个政策后来在2007年开始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中，又再一次走了样，那就是中国政府制定的四万亿计划，通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快工业化的道路，来刺激生产，来规避全球金融危机的风险，但实际上出现了大量的重复投资。这个重复投资不仅仅是工业的重复投资，也包括城市建设的重复投资，原来只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各种类型的开发区开始由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无序地蔓延。所以很多内陆城市，甚至很多乡镇也开始建各种规模，各种级别的开发区，使得中国的城市化开始由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地向内陆地区蔓延。

　　影响中国城市化进程关键人物：费孝通与厉以宁

　　凤凰网：那您认为在中国城市化演变进程中有哪些关键人物？

　　李迪华：如果要谈到影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人物或者思想，我特别愿意提到的是两位北大教授。一位是费孝通教授，费先生在1980年代末出版的一本书叫《小城镇大问题》，在这本书中他以社会学家的背景，提出了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应该是走社会城市化，社会城市走小城镇，走自发的城市化过程。

　　因为费先生很有名，所以他的影响很大，曾经一度被中央所采纳。所以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提出了一个战略，叫“小城镇战略”。费先生是那个进程中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另外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应该是厉以宁先生，厉以宁先生在中国推行股份制，推行市场经济，按照市场经济的构想，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应该是走一条优先建设大城市，特大城市，充分发挥城市化建设，聚集经济上的积聚效应和规模效应，这样一种思想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占了上风，所以在最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实际上走了一条优先发展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道路。但是中共十八大之后，这个情况在改变，比如习总书记和克强总理多次提出来，城市化的本质是人的城市化，所以在中共十八大之后优先解决城市化中的社会问题，又被放到了议事议程上。

　　凤凰网：那在整个城市化的进程当中，有哪些比较关键的政策或者文件？

　　李迪华：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文件，包括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讨论等等。还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和文件应该是在1994年开始到1997年一系列的关于分税制改革，和房地产制度改革的文件。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是中共十六大报告，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在这个报告里非常明确地提出新型工业化的发展策略。最近出台的最重要的两个文件，一个是中共十八大报告，还有一个是三中全会提出的加快改革的报告。

　　模糊、传统的生态学思想在深深毒害城市建设和生活

　　凤凰网：刚刚讨论了中国的城市化及其思想的演变过程，那么今天还有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就是生态问题，据您了解，中国的生态学思想是在怎样的一个背景下兴起的？

　　李迪华：今天言必称生态，但实际上很多情况之下，说生态的人并不了解什么叫真正的生态。生态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源自于西方的知识概念，中国古代文化里面是没有“生态”这个词的。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没有生态学思想，中国古代是有生态学思想的，但今天把这种生态学思想称之为朴素的生态学思想，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就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或者哲学中非常清晰表达的一种生态学思想，以至于今天西方还有很多的哲学家，甚至市民都对这样的生态思想非常执迷，非常感兴趣。但是中国古代的生态学思想有天然的缺陷，它不是建立在知识和科学意义上，他是建立在古人生活经验基础之上的，所以把这样的生态学思想放到今天来，很难理解它真实的含义。比如说天人合一，坦率地说我从来不敢解释什么叫天人合一，我听过很多个报告谈天人合一，听完了之后，我把这些报告放在一起，发现每个做报告的大家谈的天人合一都是不一样的，都有他自己的理解。可以说是多数人的这样一种模糊的、传统的生态学思想，今天在非常深地毒害着我们的城市建设和生活。

　　比如说今天的城市园林建设，如果有机会去看城市园林规划的规划文本的话，会非常容易就发现一个词，这个设计手法叫做“道法自然”，甚至还会出现“天人合一”这样的词。但是什么叫自然？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对它的理解是模棱两可的。本来“自然”两个字它的原意是它原本的样子，不是一个名词。但是在今天，“自然”变成了一个名词，我们在理解自然就进行了一个转换，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自然”，但是我们知道，窗外的绿色植物能够带给人愉悦，然后“自然”的概念就很自然而然地转变成了“绿色”。然后就得到一个结论，只要是绿色的就是好的，绿色越多越好，就出现了中国城市建设观念中，大家都认为城市中绿地越多的城市就是好城市，城市中绿地越多，这个的城市就越生态，但是很显然这是不完全正确的。

　　今天真正要理解的“生态学”观念，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观念，它更重要的是一个知识概念。要理解什么是“生态学”思想，首先要掌握什么是“生态学”，以及与生态科学相关的一系列跟环境，跟自然，跟人的生活相关的大量的生态学知识，然后才能够说我们具体了解了今天意义上生态学思想，或者说生态观。为什么中国留学生他去德国就理解了天人合一，因为他是在用今天的生态学观念和人的生活方式去理解一个文化的概念，比如雨水的利用背后就包含了水文学的知识，包括了水资源的知识，当然包含了水利用的知识。城市中的植物就包括乡土植物的概念，也包括了植物群落的概念，还包括了食物链的概念。比如用南瓜来装饰装饰家园，就包括了如何把节约资源，这样的生态学概念变成我们的生态学，变成我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所以今天的生态学思想，最重要就是要普及生态学的知识，合理地把这些知识运用到生活当中去。

　　城市化理想结构：有特大城市，稍多大城市，更多中小城市

　　凤凰网：又回到前面城市化的问题，有专家认为中国的城市规模还是不够大，规模可以继续发挥效应，您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李迪华：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自始自终有四个方面的争论，或者说有四个方面的议题。第一个议题就是城市化和工业化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到底是要在有工业的地方去建城市，还是要先有城市，再有工业和产业的发展。第二个是城市和资源之间的关系，到底是要到资源丰富的地方去建城市，还是要到具有聚集经济效应，已经有城市建设基础的地方去建城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中国北方普遍缺水，但是像北京，天津这样的地方已经具备了非常好的城市发展、建设的条件。那么就面临着一个决策，没有水，那么到底是要到有水的地方去建城市，还是要像今天从有水的地方把水引到已经具备良好城市建设基础的地方去发展城市。第三个争论就是城市化与社会化的争论，城市建设到底是要优先建设物理意义上的城市，还是要优先发展社会，然后再来建设城市。第四个就是小城镇和大城市的争论，前面三个问题归结起来其实最终都会归结到到底是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中小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