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在此时，新独立的新加坡开始广纳人才。1969年的一天，新加坡建屋发展局的局长郑章远到纽约找到了刘太格。刘太格还记得，那是在一间咖啡馆里，郑章远向他详细地介绍了“居者有其屋”建设计划，希望他回国效力。刘太格想了一分钟就答应了。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他放弃的是可能成为世界级建筑大师的前途，但至今，他依然坚信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我经历过殖民统治下寄人篱下的屈辱，如今新加坡独立了，我们可以抬头做主人，建设自己的国家。还有比这更让我兴奋的吗？”

　　刘太格回到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新加坡，参与了首个城市建设概念规划的制定。这个30出头的年轻人满怀激情地投入工作，他的建议和主张得到了尊重和采纳。由于城市规划设计成就卓越，1976年，刘太格荣获了新加坡国庆日公共管理金质奖章。1989年，新加坡组成新的城市重建局，刘太格被任命为局长兼总规划师。1989年至1991年他领导了对新加坡新概念规划的大量修订，制定出一套引导新加坡迈向一个卓越现代城市的规划方案。

　　1992年，刘太格选择离开城市重建局，进入新加坡著名的雅思柏设计事务所工作，因为建筑设计一直是他心中的梦。但其实，他花在城市规划设计上的时间还是更多。现在，他仍然是新加坡宜居城市研发中心主席。这位76岁的老人告诉记者：“我想明白了一件事，设计好一座建筑，受益的是几百人、几千人，而一个好的城市规划，能让几十万人、几百万人受益。”

　　每一条线都有清清楚楚的理由

　　新加坡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解决好了公共住房问题的国家。早在1964年，新加坡政府宣布实行“居者有其屋”计划，推行住房自有化政策，即公共住宅应以出售为主，而不是出租为主，鼓励中低收入阶层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政府规划建设的“组屋”。正是这个决定，吸引了刘太格回国，也在日后在整个新加坡真正实现了“居者有其屋”。

　　刘太格告诉记者，“居者有其屋”在当时是逆世界潮流的大胆决定。现在看来，这个决定非常适合新加坡的国情，一是可以让居民有归属感，二是使居民自觉地珍惜自己的环境。在这个基础上，刘太格从技术层面完善城市的功能，将作为保障房的“组屋”设计成高端精品。

　　“我画每一条线，都要知道这条线为什么这样画，会给城市带来什么后果。没有满意的答案，这条线就不画。规划师不能依赖自己的天赋，而是必须依赖科学。”正是这种一丝不苟，让刘太格把新加坡城市规划中最重要的理念——以人为本的城市功能和对自然、历史文化的高度尊重完美地体现出来。

　　刘太格说：“整个80年代，我们主要做的都是些基础工作，当时有些国家的代表团来参观，说新加坡太素了，缺少城市活力。我就说，先把基础做好，10年后活力自然显示出来。你看，现在新加坡不是很有活力吗？”

　　记者在新加坡采访时，去过刘太格规划的卫星镇淡滨尼镇，这里的生活功能设计之周全令人感动。淡滨尼有一条小河，刘太格便就近设计了河岸景区，住宅区沿河布局，每个小区的半径不超过500米，中心有一个服务区，可以吃饭、喝茶，还有一些小店铺和小型活动设施，居民简单的日常需要都可以在这里解决。每个小区都配置一定数量的中小学，方便步行上学。卫星镇有个中央商业区，包括地铁站和公共汽车总站，大型购物、娱乐中心，以及银行、医院、邮局等多种便民设施。居民们的各项需要都能在镇内解决，因此大家很愿意在这里生活，而不会非要挤在市中心。

　　更难能可贵的是新加坡处处以人为本的细节设计。刘太格告诉记者，在这方面，新加坡的领导人给了他很多启发。“担任总规划师后，一年至少有两三次陪李光耀总理去看新建住宅区。他经常会问我设计的缘由，所以，我规划的每一处都要有清清楚楚的理由。李总理也经常会提出新的想法，比如他看到停车场都是水泥地，就问能否让雨水多一些渗入土地，能更好地保护植物。我们就想了办法，在水泥板上做很多洞，既保证承受汽车的压力，又可以让雨水渗入土地。有时领导提出的意见不恰当，我也会建议最好不改动，并陈述理由。”刘太格说，正是领导人高度尊重理性与科学，才让新加坡成为了世界城市规划的实验室。当记者问及他和领导人的关系，刘太格笑了，“我很尊重他们，但从没有过畏惧”。

　　每个城市都有它的紫禁城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刘太格开始参与中国的一些城市规划项目。从南方城市福州、厦门，到四川的成都，刘太格先后参与中国30多个城市的规划设计，并担任了7个城市的规划顾问。他一直在大声呼吁要保留城市的文化特色。在对福州城市改造做总规划时，他曾力争保留三坊七巷；在宁波做总规划时，建议整体保留那里的老城区。地方政府虽然接受他的建议，但经常做得不彻底，比如宁波的老城区被切成了几块。在采访中，刘太格不无遗憾地说，就好像把一大块完整的玉切成了几小块，虽然保留下来了，价值却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