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吉林吉林市投资3亿建的相当于12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客运站，因为地理位置较偏远，也没有公交线路等配套设施，导致乘客和车辆均不愿前往，为此，当地将另投10亿新建客运站。

　　其实，这种现象并非个案，而且还在陆续上演。在过去十几年中，中国城市化大跃进的模式就是建造“新城”，即在老旧的城区外建设一个新城，有的地方叫开发区。除了将政府行政部门迁移进新区外，还会把汽车站等人流枢纽也搬迁过去，以聚敛人气。

　　还有一个类似的现象，就是在高铁途经的中小城市，往往把高铁站建在远离市区的郊外，或者处于新区附近。其目的大同小异，就是希望以这种交通枢纽为卖点，带动物流、人流及服务业发展，刺激周边土地和房产升值，成为当地一个新经济增长点。一般汽车站或新火车站都会配套规模宏大的商业设施，但事实是，这些交通枢纽工程并没有带来多大人流，商业设施甚至门可罗雀。

　　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GDP主义。对于普通中小城市，没有太多产业和资源，大部分是靠房地产开发与政府基建等刺激经济增长，思路是存量不动，大建新城，因为征地成本低（主要是农地），政府部门还能搬进豪华办公楼，配套有广场、公园及宿舍区等。在这种模式下，人口依然聚集于老区，各种公共服务与商业设施很难搬迁，于是，鉴于老城过于拥挤，迁移城市交通枢纽成为一个普遍选择。

　　但是这些位于郊区或新区的长途汽车站、高铁站等，都远离人口聚集的老区，给人们出行带来极大不便，不仅费时，更费钱。同时，这些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增量极为有限，豪华新区很难吸引多少居民，因此多为“鬼城”，这些交通站点成为昂贵而被浪费的地标建筑。

　　这只不过是全国“新城”现象的一个缩影，他们犯了同样的毛病，在缺乏产业及人口数量支撑的前提下，超前规划和建设，使得这些新城和基础设施不仅无法为大部分居住于老城区的市民提供便利的服务，还空置严重，有一些甚至可能几十年都无法消化，成为政府财政负担。

　　这种大跃进的根源就在于城市规划与建设几乎由决策者想象力决定，因为新城如一张白纸，可以随便涂抹。而老城区的基础设施老旧不堪，却没有财政投入进行维护和翻新。也就是说，新城建设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市民，而是为了地方官政绩，这种随心所欲的建设已潜存着巨大风险，必须得到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