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杭州余杭事件而言，很多人认为所谓的“专业意见”就是所谓环保、环评方面的意见。其实大错特错，所谓的专业远不只这些，还应包含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统计学等专业。但在实际操作中，城市政府通常只寻找对其政策支持的专家，这样或许有利于一个决策更有效的落实，但却潜藏了非常多的危险。城市负责人在执政期间认为对的政策，可能放在整个城市发展历史中不见得就是对的，但在决策过程中，没有人可以指出这一点。

　　另外，城市政府决策的简单化，也是导致许多错误决策得以落实的另一个原因。相较国外一些城市而言，中国城市政府调动资源的成本很低，再加上缺乏制度上的监管和制约，导致部分城市政府在思维模式、决策过程过于简单。

　　正是因为上述两个问题，导致现在城市发展、城市建设中出现了大量短期行为，堆积出了一个个注重外表的城市，最后的结果反而是对社会资源造成了极大浪费，给环境带来了巨大污染。同时，令整个城市的基础设施供给出现严重短缺，城市债务也迅速增加，却没有人去承担这种责任。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政府公信力受损的深层原因。这种公信力的丧失，就像击鼓传花一样在每一届政府之间传递着。很明显，杭州余杭的这件事就是公信力受损后，长期积累的矛盾爆发的结果。当地政府认为垃圾处理问题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但在处理过程中，却忽视了在多年的城市治理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矛盾，进而造成了民众在现实中的宣泄。而这种宣泄的出现其实就是本届政府承担了前任所有错误决策的后果。

　　与发达国家的城市政府相比，也许我们政府这种只考虑短期经济效益的做法在表面上节约了成本，但其实已经积累了很多后遗症。城市政府最终是要为公信力的丧失承担后果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城市政府的治理模式也要转型，要充分认识到，某一个城市问题的关联面不是狭窄的某一个专业领域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涉及领域非常广的综合的社会问题。政府在征求意见以及决策过程中，应更加谨慎。

　　通过市场力量的介入分解无限责任

　　还有一个问题是值得城市政府在未来进行探索，就是应该让市场的力量逐步介入到城市的管理中来。这也是未来我国政府在城市管理方面可以考虑的方向：首先是要分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责任。其次是让要城市政府通过制度改革，逐步释放相关公共设施的运营权、所有权，充分发挥市场中民企、外企的力量，把自己原来本不该承担的包袱卸下来。真正成为一个监督者、管理者。只负责解决公共服务，而不参与市场的运营。

　　在过去很多年，政府的力量在整个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现在我们恐怕得换一种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政府在大包大揽的同时也向社会承担了无限的责任，因此，在城市建设与管理的过程中，若出现任何一个“闪失”，都必须要直接面对来自社会的问责，没有缓冲地带，没有人来分散这个责任。长久来看，这并不利于政府在城市管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国外一些的城市中，城市的管理者分为两个层面，负责政治层面的市长和真正管理城市运营的城市经理。这就意味着政府不必把所有大型公共设施的运营管理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而是外包给专业的公司或者机构，将来自经济和社会的压力、矛盾转嫁出去。这样不但有利于监管，而且出于利益原因，这些负责具体运营的公司、机构在民意沟通方面往往做得比政府更加细致、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