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民众，需要知道他们的利益和期许。

　　“为遗址保护所作出的努力和牺牲是不能仅仅用金钱来计算价值的。站在人类历史的纬度，它是对文明的尊重；站在社会发展的角度，它是时代的选择；站在普通百姓的角度，它则带来生活改善的可能。”陕西省文物局副巡视员周魁英说。

　　丝绸之路申遗成为当地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的契机。对于这一点大明宫遗址公园的建设无疑有标示性意义。曾经大明宫能够进入人们眼帘的是建材市场兴旺的买卖，以及1973年黄河决堤后，移居到西安的逃荒者渐次建成的凌乱民居。随着大明宫遗址大规模保护项目的启动，10余万道北居民的生活得到了根本改善。

　　未央宫遗址区完成土地整理1.15万亩，清理垃圾320万方，栽植树木5万余棵，播撒草籽260万平方米。对被搬迁群众进行安置补偿，使群众实现财产性收入和现金性收入双增长。更重要的是，在群众满意的微笑中再现了历史上那座伟大的宫殿。

　　为了保护张骞墓，城固县政府对97户居民重新安置，极大地改善了张骞墓的保护环境。彬县政府按照文物保护要求，对大佛寺石窟广场进行了改造和绿化美化、铺装改造了明镜台台面，并将影响大佛寺石窟保护的312国道改线，保障了遗产的安全。

　　从“对话”开始，到正在召开的多哈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的期待。丝绸之路跨国申遗用最恰当的表达完成着与世界的沟通。

　　创新之路，创造性工作为世界遗产保护带来新理念

　　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文化线路国际科学委员会编纂的《关于文化线路的国际遗址理事会宪章》将新型文化遗产类型“文化线路”视作一种历史现象，为其构架出一个“以创新的科学观点建立起不同遗产类型之间新的关联，提供了一个多边的、更加完整和准确的历史图景”，以期在这一联合系统中，借助所有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更高层次的遗产价值、提升它们的意义。

　　“以创新的观点建立起不同遗产类型之间的关联。”《文化线路宪章》清晰地阐明了丝绸之路申遗所需的创新理念。

　　创新，首先是对这条道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整体性思维。

　　“丝绸之路：起始段与天山廊道的路网”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至天山南北、达楚河流域、至塔拉兹的这条线路，串联起中国的洛阳盆地、关中盆地、河西走廊、天山山脉遗迹中亚的七河地区等地理环境因素，以及留存至今的自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沿途中心城镇、宗教传播、商贸聚落、交通及防御体系，这是欧亚大陆间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交流。

　　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时提出要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今年6月5日，在中阿合作论坛上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弘扬丝绸之路精神，促进文明互鉴”。

　　跨国、跨省申报线性文化遗产是对世界文化遗产思维向度的贡献，更是中华文明国际话语权的表达。

　　创新，是对中国的古代遗址的创新性保护。

　　中国式古建筑多采用砖木结构，几百年后主体部分就荡然无存，只留下台基和夯土层。这与欧洲石头建筑相比，难以给游客一个直接视觉冲击。欧洲遗址不论是罗马古城还是庞贝城，总能见到屹立的石柱、石墙、时刻，而中国的遗址多是一层层黄土。按照国际古遗址理事会的规定，遗址上不能复建、重建任何建筑。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展现那些逝去的辉煌？

　　我们创造性地发明了基于黄土遗址的保护方式，更重要的是一整套基于民生的保护理念让遗址有了长久的生命力。

　　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说过，“大遗址是所有文物的龙头。文物工作归根结底是四个字：保护、利用。可见如果仅仅是保护而忽略利用，不仅遗址是死遗址，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都会背上包袱。

　　如何让大遗址保护走向积极的发展式的保护？如何让保护与利用形成一个有机的生态链？大遗址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大遗址保护与当地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相结合；大遗址保护与当地城乡基本建设相结合；大遗址保护与当地环境改善相结合。“四个结合”是陕西大遗址保护的基本观点，也构成对丝绸之路上的文物保护与发展的完整生态链。在具体的实践中，陕西省更是创造性的探索出了适合于不同类型大遗址保护的运作模式：“国家公园模式”“集团运作模式”“市民公园模式”“市民公园模式”“退耕还林模式”。在这些模式的运作下，大遗址完全融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老百姓也得到了最大的实惠。

　　世界上存在一种通用的文化符号系统，丝绸之路申遗就是中国人在自己思维方式的基础上用通用的文化符号系统表达对世界文明的态度。

　　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项目将接受严格郑重的审议。对于陕西，那一刻将是27年希望的华丽转身，从民族文化遗产到世界文化遗产。历史用一种巨大的力量让今人的梦想有了最具有价值的解释和支撑。当古代丝路的辉煌记忆成为世界遗产的同时，它也为今天的陕西乃至中国描摹了一种可以达到的高度和可以拓展的空间。在这条跨越千年的道路上必将成就更多的荣耀和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