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本来就是一个‘挑刺儿’的专业。”袁奇峰解释说，“每一个项目都是要解决未来可能影响生活的一系列空间问题。”城市规划的定义是“人类各种专业知识的集成”，他觉得，这种事儿，得用专业来说话。

　　因为“一根筋地直抒胸臆”，袁奇峰先生告别了自己的专栏，这是1999年的事儿。几年后，他还告别了广州的规划委员会，乃至被逐出这城市的规划界。

　　广州市在2007年要给6000多户“双特困户”兴建一个大型社区。“问题是，为什么要把这么多贫困人口集中，大规模地放在一个小区里？”

　　袁奇峰很清楚这么做的弊端——事实上二战后的西方城市已经有过不止一次类似的尝试，结果大同小异：因为社区被打上了“贫民”的标签，不论其设施如何完善，人们一有出路就会急着离开。最后历经筛选而留下的，是越来越绝望的居民，最终集结成为严重的社区问题。

　　广州的这片社区范围大得可以建不止一所小学，他能想到的是，这儿的孩子长大以后，别人一看档案，就知道：哦，贫民区出来的。

　　国外的类似贫民区后来多被拆除，一些国家已要求房地产项目搭配建造1/10左右的公共住宅，以求穷人与其他社会阶层享用无差别的公共设施与服务。为什么国内却无视这些经验，转而去走别人失败的老路呢？

　　另一件事是广州市政府当初计划花上10亿元人民币，在市中心建15万个停车位。听着也是雄心勃勃的计划，袁规划师觉得忍无可忍：光建停车场，路还是原来的路，就好比“肚子很大，肠子细”，“不还是个死结吗？”

　　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他都在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岭南大讲堂”中一股脑儿说了出来。“过瘾！”袁老师回忆时仍觉得畅快，“下面的市民都叫好。”

　　可有时，他也“招骂”。 “广州去番禺有三座桥，有一回，人大代表建议其中一座桥要免费了，记者来问我怎么看，我说，要不三座桥都免费，要不就还是全收费。因为收费除了还贷，还有调节交通流量的功能。只有一座桥免费，那不得交通大拥堵？”

　　这番话发表出去，“祖宗八代都被人骂了一遍”。 要是时光倒转，他说，他还这么说。

　　“岭南大讲堂”讲完后，“领导都快被气坏啦”，广州的规划项目便不再找袁奇峰了，开会也不再邀请他，“广州的规划界就没我这个人了。”

　　好在他已经在中山大学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学者生涯。研究之外，接点自己喜欢的外地项目做做，养家糊口总还不用担心。

　　袁奇峰甚至可以负担学生的交通费，让他们去外地，深入调研一个城市的情况，以真实存在的规划项目作为专业课的作业。

　　因为开销颇大，合作伙伴一度反对这种做法，但他的主意打定了：我当年在同济大学就是这么被培养的，现在该用这种方式去教下一代。

　　开学第一课，他命学生买把标尺，把宿舍里的桌椅床凳、宿舍外的花坛走道都量一遍，令这些学规划的新人一下对数字有具体的概念；他的学生每学期都要精读一本著作，写下“看着头大”的读书报告，因为规划师在领会数字之外，必须要有人文素养；最后，他还会让学生以自己的家乡为对象写一份规划现状的报告。

　　2010和2013年，他两次被毕业生评为“我心目中的良师”。

　　“他算不上是这行最博学的人，但个性一定是最棱角分明的。”老友杨保军说。生活中，袁奇峰个性随和，大多数事儿都不计较；就是在与人争论的时候，对自己认定的事理，一步都不肯退。于是同行聚会时常见的场面是，袁奇峰一个人就某件事说得滔滔不绝，其他人很少能插得上话。

　　哪怕只和他见过一次面的人，也会对他印象深刻。“他会说，某某某是个傻子，他干的这就是个傻事儿！”其他中年人多少会说得委婉些，袁奇峰不这样。

　　他对这次自己的名字与万庆良联系起来“感到很不满意”：自己的批评，都是就事论事，从来不对着某个人穷追猛打；说事儿，不是为了泄愤，不是光抱怨，总会提出改进的方式，希望能让城市变得更好。

　　让他忍不住要发声的规划，往往是实在“太突破底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