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同的地域环境孕育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孕育出不同的建筑以及美学风格。与南方的情况不同，此外还有根据文献资料复原的阿房宫、上林苑、大明宫、曲江苑、兴庆宫、玉华宫等都以其独特的格局和华丽的造型为世人所称道。这些园林，在选址、占地、建筑、布局方面尽显皇家气派的同时，也通过对自然的模拟和加工，于方寸之间显露出无穷的意趣，表达出造园者的艺术匠心，在展示我国古代造园技术的同时，也凝聚着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学精神，对今天的城市化建设仍具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

　　二

　　园林的产生决非偶然，而是在生产力发展，经济达到一定水平，人们有了更多休闲时光之后出现的一种建筑现象。与以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民居建筑不同，园林体现更多的是建造者的经济实力和精神方面的追求。因此，历代统治者在取得政权，国势强盛之后都会大兴土木，建造园林，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国力和生活品味。

　　在陕西关中地区建都的众多王朝中，秦汉两代具有重要地位。他们前接商周，后启隋唐，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园林建设的一个重要时期。那“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拥有众多馆舍亭台、山水动植的秦阿房宫，兴建于汉代的上林苑，都是当时最有规模的皇家专有园林。这些虽然都没有留下完整的遗迹，但是，从出土文物和文献资料来看，其中融殿堂于环境，融居住于游玩的设计理念，对后世园林建造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这些园林一改先秦时期纯粹依赖自然环境布局的被动做法，增添了许多人为因素，通过植物的配置、山石的垒砌、溪流池塘的布局，宫苑建筑的连绵，有意识地划分环境，营造具有人文意味的空间，使园林更加具有审美功能，并在以下几个方面引起人们的审美注意：

　　1、规模宏大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皇帝是唯一可以与“天”为伍的人。所谓真龙天子不仅仅是一个称号，更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审美心理。皇家园林的宏大规模，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样一种审美心理的产物。加之在关中地区建都的王朝集中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强大的国势为显示帝王们的审美品味提供了物质基础，所以，从周武王的灵囿、秦汉的上林苑，直至隋唐的华清宫、大明宫、曲江苑，建造规模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秦始皇一统天下，为体现其独尊地位，将所灭六国的贵族们大量移居咸阳，致使国都的人口巨增，不得不扩修宫殿。据《史记·始皇本记》载：“始皇帝三十五年，以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庭小，……乃营朝宫于渭南上林苑中。阿房为朝宫，先作之前殿，庭中可受十万人，车行酒，骑行炙，千人唱，万人和”。[1]这是形容阿房宫巨大容量的；关于阿房宫外围环境，《三辅黄图校正》给予了这样的形容：“规划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十余里，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这样浩大的建筑规模和外围环境，可以说开了中国古代皇家园林建筑之先河。

　　汉统治者更是在古上林苑的基础上加以扩建，形成了气势更加宏大的园林景观。据《汉旧仪》载：“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养百兽，天子秋冬射猎取之。其中离宫七十所，皆容千乘万骑”。可以看出，汉代上林苑较之先秦时期，更增加了游玩的功能，不仅占地更加宽广，园中的设施也更加完备，在强调改造自然为人所用的同时，还努力营造一种宫苑相连、水天缥缈、好似天宫的浩大场面，以体现皇家园林的与众不同。

　　唐代是皇家园林建造的巅峰时期。民族融合与对外交流的频繁，不仅加快和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也为皇家园林建设提供了多方面的文化参照。启于魏晋、兴于盛唐的山水诗画也从艺术的角度启发着园林建造者的创造灵感，文人墨客的细腻笔墨，精致情思，启发着园林营造者的奇思妙想，使写意抒怀的手法被广泛运用到园林建设上，此时的皇家园林在规模宏大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内容。２００１年，考古工作者对西安北郊的大明宫遗址进行了发掘，仅太液池遗址南岸占地就达２８００多平方米。建筑方面的遗存也很多，其中发现了大量或雕或凿、有鸟兽图案的杆栏式水上廊道和水上亭榭类上的建筑构建。借助想象，将这些建筑项目进行连接，不难想见大明宫昔日殿宇遍布、廊榭相连、花木簇拥、水天相映的盛景。

　　2、尽显华丽

　　在关中建都的各个王朝中都不乏盛世。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既提高着人们的审美想象力和勇气，也为皇家园林的建造提供了新的工艺，追求华丽的建筑效果便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得以实施的。

　　在由“囿”向“苑”的发展中，园林规模也由模山范水向“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发展。中国古代建筑以“礼”为核心，以土木为材料。前者是古代建筑设计的指导思想，后者则保证着各种工艺的实施。这一点在皇家园林建设中表现的尤其明显。最早的园林出现在周朝的“囿”，其主要功能是供皇家打猎游兴，虽然没有大规模的建筑，荒山野林之中，用于求神拜仙、祈祷收获的高台建筑还是要建的。尽管这种建筑也能体现皇家的气派，但是，狩猎的时间性与高台建筑的简陋，到底与彰显皇家的高贵之间存在着距离。于是，秦以后，更加符合繁简有别、主从有序理念的宫苑式建筑开始大规模地出现在皇家园林之中。特别是园林化集中为分散的格局，连绵不绝的亭台楼阁，错落有序的宫苑屋宇，更能于统一中富有变化，形成“风景中有建筑，建筑中有风景”的基本格局，使整座园林在空间划分与组织上既能够以皇权为中心，又能够形成富于变化、错落有致的美学效果。

　　以汉武帝时代的上林苑为例，据陈宜在《三辅黄图校证》中记载“上林苑门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宫十二，观三十五”。[2]“门”，供人出入之用，“门十二”，足见此园占地范围之大；“苑”，是怡情养性之所，“苑三十六”，足见其铺张用度之无拦；“宫”，供人休息盥洗之地，“宫十二”，可见帝王生活之滋润；“观”，用于观赏歌舞之场所，“观三十五”，足见帝王歌舞升平的生活状况。除此之外，据《三辅故事》记载：上林苑中的“昆明池盖三百二十顷，池中刻石为鲸鱼，长三丈，每至雷雨，常鸣吼，鬣尾皆动”；“池中有龙首船，常令宫女泛舟池中，张风盖，建华旗，作棹歌，杂以鼓吹，帝御豫章观临观焉”。这些记载显然加入了不少想象的成分，但也决不是空穴来风。要知道，只有那些标新立异、独领风骚的场所才可能引发后人的想象。今天，“昆明池”、“豫章台”、“龙首船”等构成的美景已难寻踪迹，但是，这些文字所勾画的境况，仍然可以使人想见当年皇家园林那不尽之华美。

　　3、偏爱写意

　　我国古典园林一般以自然山水作为基本构图，建筑只为装点而设置，起点缀作用，与欧洲古典园林以建筑为中心，自然环境为建筑服务的倾向形成反差。魏晋以后，这一情况随着山水诗画的影响而有所改变。为了体现园林主人的精神世界，像借景寓情、诗情画意、境生象外等诗画方面的艺术手法直接进入了园林建造，诗、画、园三位一体，促使园林之美向写意化发展。

　　因地制宜，是中国文化中“和”思想在园林营造上的具体体现，指园林建设要与所在地区的地形、地势、地貌相结合，作到总体布局上依形就势，达到“天时、地利、人和”。早在秦朝时期，利用曲江山水景致优美的自然特点，皇室便在此开辟了著名的禁苑——宜春苑和乐游原，使曲江成为皇家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隋朝时期，首都大兴城倚曲江而建，皇家禁苑芙蓉园修成后，相邻的曲江俨然成为都城的一部分。芙蓉园也由秦汉都城郊外的离宫别馆转变为隋朝都城中的皇家园林。唐代，曲江进人了繁荣兴盛的时期，重新修建的芙蓉苑（亦称芙蓉园）更加具有创意，是一座能容纳万人同游的皇家园林。园外著名的曲江流饮与雁塔晨钟相互辉映，园内紫云楼、彩霞亭等重要建筑屹立于绿山碧水之间。纵观整个园林，亭台楼阁静若处子，堂殿厅馆严肃威仪，桥石榭檐怪奇灵动，雕窗柱廊露而不透……本来就很优美的自然环境，经过创造性的处理而更加艺术化，形成了一种不是仙境而胜似仙境的美学效果，为中国古园林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富于变化中营造出大手笔的“第二空间”。由于集权的需要，中国古代的宫廷、坛庙、衙署、民宅等实用为主的建设格局比较侧重于整齐划一，在对称中显示严整的美学效果。以“游”为主的园林建设则不必遵循这种模式，可以有比较广阔的创造空间，在自由随意中以千变之景显示万化之态。一般来说，在“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下，营造浓绿深荫、清风微波，在因山就水中形成高低错落的意境之美是古代园林共同努力的方向。由于关中地区代表性的古园林几乎全是皇家的专有之物，特殊的地位，充足的财力，使得在环境创造上显示出来的胆识自然也不同凡响：同是需要山水相伴，皇家园林仿佛不太看重那种小家碧玉式的涓涓细流，那“盖三百二十顷”的昆明池，碧波荡漾的太液池都明显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同是需要动植物的装点，皇家园林仿佛不太看重那种“一枝红杏出墙来”式的轻描淡写，而是喜欢表现笼天地于一园的大气概，不管是秦朝阿房宫里亭台楼阁的开阔地带，还是唐代大明宫、兴庆宫、华清宫、芙蓉苑里的深深高墙，都汇集了天下的奇花异草、珍禽异兽；同是需要建筑的点缀，皇家园林仿佛不太看重那种“小桥、流水、人家”式的婀娜，而是比较喜欢那种庭院深深的神秘，阿房宫、紫云楼、含元殿这些以高大著称的建筑都不是孤身而立，而是处在许多辅助性建筑的围绕之中，形成高低错落、迂回曲折的环境布局，显示出巧夺天工的环境设计水平……所有这一切，都使关中古园林在环境创造上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艺术表现力。

　　象征比拟，在园林中凸现人文环境的意趣之美。象征比拟，是指将不同质量的物体相互比较，进而唤起人们的想象，生成新的审美意趣。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园林中堆山开池、植花种草不仅出于对自然之美的喜好，更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与向往。从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上看，目前能够比较完整地体现将象征比拟手法运用于园林建造的是秦朝。为了显示始皇帝的巨大创造力，秦都咸阳引渭水作长池，在池中筑蓬莱神山，以水所具有的“长”和山所具有的“安”来表达对长治久安的渴望。这种造景祈福的做法被后世的皇家园林争相效法，不仅汉长安城中建章宫开阔的太液池内筑有三岛，唐长安城大明宫中的太液池内筑有蓬莱山，就是以后的元朝皇城内的太液池中也堆有三岛，清朝的皇家园林圆明园、颐和园都有蓬岛瑶山、万寿山这样的人造景观。除此之外，象征比拟的手法还体现在植物的选择上，比如，在园内广种梅兰竹菊，以象征其高洁的人品；丹榴棠荷，以比附人生的富贵和吉祥，也成为古代园林建设的一种时尚。借自然造化之象来表达某种人文精神，是中国古代园林建筑以一贯之的传统，而开这种传统之源的，恰恰是陕西当年的帝王们。

　　虚实互补，通过借景表达园林的意境之美。作为一种以景为主的建筑，园林中的环境如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借景”则是中国园林建造过程中常用的一种手法。明代园林理论家计成就有“夫借景，林园之最要者也”的说法。[3]一般来说，园林建筑以单体为主，建筑物之间以各种自然景物相隔，形成距离。各建筑物之间遥遥相望，在绿树碧水相隔之中形成可虚可实的空间效果。而这些虚与实、明与暗、人工与自然相互转移的效果，常常通过阁窗、空廊这种半室内、半室外的空间过渡来完成。比如，廊，就是古代园林中作为常见的一种辅助性建筑物，也是“借景”的重要手段。那些楔入水面、飘然凌波的“水廊”，婉转曲折、通花渡壑的“游廊”，蜿蜒山际、随势起伏的“爬山廊”，随墙顺延的“空廊”等，好像纽带一般把人为的建筑与天成的自然环境贯穿结合起来。加之园内鹅、鸭、鸟、鱼在缓缓流动的水池中嘻戏，花、树、草、木在默默矗立的山石间互望，可动之物与静止之景相互映照，构成一幅幅斑斓夺目的风景画，产生所谓“轩楹高爽，窗户虚邻，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熳”[4]的美学效果。

　　四

　　关中地区的皇家园林建造源远流长，智慧丰厚，不仅为中国古代园林建设奠定了基础，即使在今天，有许多做法对于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仍然具有值得借鉴的东西。

　　首先，宏观布局与重点突出的做法，为我们今天的城市建设提供了很好的规划思想。皇家园林之所以不同于民间园林，其中一个重要的做法是布局上的讲究，从园林的选址，到建筑的风格，从主景观的设定，到辅助设施的安排，山的绿化，水的流向，路的铺垫往往都有一个整体上的考虑。从西方的情况看，城市发展往往都要经过一个从方便生存到便于发展的过程。“方便生存”往往着重于眼前，在处理当下问题时顾及不到后果；“便于发展”才可能将城市的当下与未来，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相结合。于是，讲究品味的城市往往在合理规划上大下功夫，使城市在合理的布局中形成感染力，产生审美效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地区甚至还提出了建设园林化城市的构想。然而，从实际情况看，在城市的整体布局和环境设计的过程中，着眼于局部建设的多，从整体上着眼则明显不足，于是，小环境与大环境不配套，不和谐，达不到设计初衷。

　　其次，对优秀传统的重视，提示我们在城市化建设中要注意对历史文脉的保护。关中地区的皇家园林建设具有很强的前后承继性，从先秦到隋唐的千余年里，工艺、布局、材料等方面都在与时俱进，但是，讲究大气，追求华美，营造意境是始终遵循的原则，从而保证了园林在文脉上的代代相承。在建筑领域，“文脉”是不同历史时期印刻在建筑上的时间痕迹，犹如时间会在我们脸上留下痕迹一样。这样看来，“文脉”，其实就是一座城市、一个地区留下的发展痕迹，以及在发展中所形成的各种记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保住城市的特点变得越来越难。因为，在技术环境中，建筑施工所依照的标准、所采用的材料、所评价的体系越来越趋于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一座城市走过的历史就成为这座城市独有的财富。于是，文脉的传承既是保住一座城市特色的根本，也是形成城市之美的根本。在城市化进程中，与历史文脉相衔接，而不是全盘西化，我们的城市才可能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也不失去自己的魅力。

　　再次，注意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为城市建设与规划朝着有助于生态平衡的方向发展提供了经验。和西方代表性的园林比较，关中地区的皇家园林则显示着另外一番景象：与西方园林明显的宗教色彩不同，关中地区的皇家园林建造则通体上下都体现着返璞归真的生活理念，流露出农耕民族对生命的关怀。尤其是皇家园林那耐人寻味的环境营造，使人不管是从哪个角度看，都能从中感觉到深深的大地气息。如果说，以人工斧凿为主的西方园林，同样可以导引人们向天国的向往，那么，由土木搭建，由花草相伴，由水流环绕的中国式园林，则暗示着生命与大地的关系，提示人们：与大自然亲和才是生命得以健康成长的唯一出路。这一点，对于进入后工业时代，被环境污染搞得苦不堪言，急于找到诗意居住环境的现代人来说，无疑是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总之，要深入地理解中国园林，不光要看那些表面的现象，更要去理解整座园林传递出来的文化信息。如果我们在从事各种建设活动的过程中，更多地从文化的角度去构思，而不是陷于眼前某种功利或任务的需要，追求立竿见影的表面效果，那么，我们从事建筑活动的时候才可能站得更高一些，在考虑技术问题的同时，也能够“为社会思考，为历史思考，为环境思考，为未来思考”。[5]我们的建筑作品所产生的效果就不仅仅是漂亮，还可能因为显示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化品质而耐人寻味。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始皇本记[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3.

　　[2]陈宜.三辅黄图校证[M].上海：商务出版社，2000.

　　[3]陈植.园冶注释[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1年版.

　　[4]计成.《园冶》[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建筑不是房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