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一统天下，为体现其独尊地位，将所灭六国的贵族们大量移居咸阳，致使国都的人口巨增，不得不扩修宫殿。据《史记·始皇本记》载：“始皇帝三十五年，以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庭小，……乃营朝宫于渭南上林苑中。阿房为朝宫，先作之前殿，庭中可受十万人，车行酒，骑行炙，千人唱，万人和”。[1] 这是形容阿房宫巨大容量的；关于阿房宫外围环境，《三辅黄图校正》给予了这样的形容：“规划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十余里，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这样浩大的建筑规模和外围环境，可以说开了中国古代皇家园林建筑之先河。

　　汉统治者更是在古上林苑的基础上加以扩建，形成了气势更加宏大的园林景观。据《汉旧仪》载：“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养百兽，天子秋冬射猎取之。其中离宫七十所，皆容千乘万骑”。可以看出，汉代上林苑较之先秦时期，更增加了游玩的功能，不仅占地更加宽广，园中的设施也更加完备，在强调改造自然为人所用的同时，还努力营造一种宫苑相连、水天缥缈、好似天宫的浩大场面，以体现皇家园林的与众不同。

　　唐代是皇家园林建造的巅峰时期。民族融合与对外交流的频繁，不仅加快和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也为皇家园林建设提供了多方面的文化参照。启于魏晋、兴于盛唐的山水诗画也从艺术的角度启发着园林建造者的创造灵感，文人墨客的细腻笔墨，精致情思，启发着园林营造者的奇思妙想，使写意抒怀的手法被广泛运用到园林建设上，此时的皇家园林在规模宏大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内容。２００１年，考古工作者对西安北郊的大明宫遗址进行了发掘，仅太液池遗址南岸占地就达２８００多平方米。建筑方面的遗存也很多，其中发现了大量或雕或凿、有鸟兽图案的杆栏式水上廊道和水上亭榭类上的建筑构建。借助想象，将这些建筑项目进行连接，不难想见大明宫昔日殿宇遍布、廊榭相连、花木簇拥、水天相映的盛景。

　　2、尽显华丽

　　在关中建都的各个王朝中都不乏盛世。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既提高着人们的审美想象力和勇气，也为皇家园林的建造提供了新的工艺，追求华丽的建筑效果便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得以实施的。

　　在由“囿”向“苑”的发展中，园林规模也由模山范水向“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发展。中国古代建筑以“礼”为核心，以土木为材料。前者是古代建筑设计的指导思想，后者则保证着各种工艺的实施。这一点在皇家园林建设中表现的尤其明显。最早的园林出现在周朝的“囿”，其主要功能是供皇家打猎游兴，虽然没有大规模的建筑，荒山野林之中，用于求神拜仙、祈祷收获的高台建筑还是要建的。尽管这种建筑也能体现皇家的气派，但是，狩猎的时间性与高台建筑的简陋，到底与彰显皇家的高贵之间存在着距离。于是，秦以后，更加符合繁简有别、主从有序理念的宫苑式建筑开始大规模地出现在皇家园林之中。特别是园林化集中为分散的格局，连绵不绝的亭台楼阁，错落有序的宫苑屋宇，更能于统一中富有变化，形成“风景中有建筑，建筑中有风景”的基本格局，使整座园林在空间划分与组织上既能够以皇权为中心，又能够形成富于变化、错落有致的美学效果。

　　以汉武帝时代的上林苑为例，据陈宜在《三辅黄图校证》中记载 “上林苑门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宫十二，观三十五”。[2] “门”，供人出入之用，“门十二”，足见此园占地范围之大；“苑”，是怡情养性之所，“苑三十六”，足见其铺张用度之无拦；“宫”，供人休息盥洗之地，“宫十二”，可见帝王生活之滋润；“观”，用于观赏歌舞之场所，“观三十五”，足见帝王歌舞升平的生活状况。除此之外，据《三辅故事》记载：上林苑中的“昆明池盖三百二十顷，池中刻石为鲸鱼，长三丈，每至雷雨，常鸣吼，鬣尾皆动”；“池中有龙首船，常令宫女泛舟池中，张风盖，建华旗，作棹歌，杂以鼓吹，帝御豫章观临观焉”。这些记载显然加入了不少想象的成分，但也决不是空穴来风。要知道，只有那些标新立异、独领风骚的场所才可能引发后人的想象。今天，“昆明池”、“豫章台”、“龙首船”等构成的美景已难寻踪迹，但是，这些文字所勾画的境况，仍然可以使人想见当年皇家园林那不尽之华美。

　　3、偏爱写意

　　我国古典园林一般以自然山水作为基本构图，建筑只为装点而设置，起点缀作用，与欧洲古典园林以建筑为中心，自然环境为建筑服务的倾向形成反差。魏晋以后，这一情况随着山水诗画的影响而有所改变。为了体现园林主人的精神世界，像借景寓情、诗情画意、境生象外等诗画方面的艺术手法直接进入了园林建造，诗、画、园三位一体，促使园林之美向写意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