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地制宜，是中国文化中“和”思想在园林营造上的具体体现，指园林建设要与所在地区的地形、地势、地貌相结合，作到总体布局上依形就势，达到“天时、地利、人和”。早在秦朝时期，利用曲江山水景致优美的自然特点，皇室便在此开辟了著名的禁苑——宜春苑和乐游原，使曲江成为皇家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隋朝时期，首都大兴城倚曲江而建，皇家禁苑芙蓉园修成后，相邻的曲江俨然成为都城的一部分。芙蓉园也由秦汉都城郊外的离宫别馆转变为隋朝都城中的皇家园林。唐代，曲江进人了繁荣兴盛的时期，重新修建的芙蓉苑（亦称芙蓉园）更加具有创意，是一座能容纳万人同游的皇家园林。园外著名的曲江流饮与雁塔晨钟相互辉映，园内紫云楼、彩霞亭等重要建筑屹立于绿山碧水之间。纵观整个园林，亭台楼阁静若处子，堂殿厅馆严肃威仪，桥石榭檐怪奇灵动，雕窗柱廊露而不透…… 本来就很优美的自然环境，经过创造性的处理而更加艺术化，形成了一种不是仙境而胜似仙境的美学效果，为中国古园林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富于变化中营造出大手笔的“第二空间”。由于集权的需要，中国古代的宫廷、坛庙、衙署、民宅等实用为主的建设格局比较侧重于整齐划一，在对称中显示严整的美学效果。以“游”为主的园林建设则不必遵循这种模式，可以有比较广阔的创造空间，在自由随意中以千变之景显示万化之态。一般来说，在“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下，营造浓绿深荫、清风微波，在因山就水中形成高低错落的意境之美是古代园林共同努力的方向。由于关中地区代表性的古园林几乎全是皇家的专有之物，特殊的地位，充足的财力，使得在环境创造上显示出来的胆识自然也不同凡响：同是需要山水相伴，皇家园林仿佛不太看重那种小家碧玉式的涓涓细流，那“盖三百二十顷”的昆明池，碧波荡漾的太液池都明显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同是需要动植物的装点，皇家园林仿佛不太看重那种“一枝红杏出墙来”式的轻描淡写，而是喜欢表现笼天地于一园的大气概，不管是秦朝阿房宫里亭台楼阁的开阔地带，还是唐代大明宫、兴庆宫、华清宫、芙蓉苑里的深深高墙，都汇集了天下的奇花异草、珍禽异兽；同是需要建筑的点缀，皇家园林仿佛不太看重那种“小桥、流水、人家”式的婀娜，而是比较喜欢那种庭院深深的神秘，阿房宫、紫云楼、含元殿这些以高大著称的建筑都不是孤身而立，而是处在许多辅助性建筑的围绕之中，形成高低错落、迂回曲折的环境布局，显示出巧夺天工的环境设计水平…… 所有这一切，都使关中古园林在环境创造上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艺术表现力。

　　象征比拟，在园林中凸现人文环境的意趣之美。象征比拟，是指将不同质量的物体相互比较，进而唤起人们的想象，生成新的审美意趣。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园林中堆山开池、植花种草不仅出于对自然之美的喜好，更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与向往。从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上看，目前能够比较完整地体现将象征比拟手法运用于园林建造的是秦朝。为了显示始皇帝的巨大创造力，秦都咸阳引渭水作长池，在池中筑蓬莱神山，以水所具有的“长”和山所具有的“安”来表达对长治久安的渴望。这种造景祈福的做法被后世的皇家园林争相效法，不仅汉长安城中建章宫开阔的太液池内筑有三岛，唐长安城大明宫中的太液池内筑有蓬莱山，就是以后的元朝皇城内的太液池中也堆有三岛，清朝的皇家园林圆明园、颐和园都有蓬岛瑶山、万寿山这样的人造景观。除此之外，象征比拟的手法还体现在植物的选择上，比如，在园内广种梅兰竹菊，以象征其高洁的人品；丹榴棠荷，以比附人生的富贵和吉祥，也成为古代园林建设的一种时尚。借自然造化之象来表达某种人文精神，是中国古代园林建筑以一贯之的传统，而开这种传统之源的，恰恰是陕西当年的帝王们。

　　虚实互补，通过借景表达园林的意境之美。作为一种以景为主的建筑，园林中的环境如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借景”则是中国园林建造过程中常用的一种手法。明代园林理论家计成就有“夫借景，林园之最要者也”的说法。[3] 一般来说，园林建筑以单体为主，建筑物之间以各种自然景物相隔，形成距离。各建筑物之间遥遥相望，在绿树碧水相隔之中形成可虚可实的空间效果。而这些虚与实、明与暗、人工与自然相互转移的效果，常常通过阁窗、空廊这种半室内、半室外的空间过渡来完成。比如，廊，就是古代园林中作为常见的一种辅助性建筑物，也是“借景”的重要手段。那些楔入水面、飘然凌波的“水廊”，婉转曲折、通花渡壑的“游廊”，蜿蜒山际、随势起伏的“爬山廊”，随墙顺延的“空廊”等，好像纽带一般把人为的建筑与天成的自然环境贯穿结合起来。加之园内鹅、鸭、鸟、鱼在缓缓流动的水池中嘻戏，花、树、草、木在默默矗立的山石间互望，可动之物与静止之景相互映照，构成一幅幅斑斓夺目的风景画，产生所谓“轩楹高爽，窗户虚邻，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熳” [4]的美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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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中地区的皇家园林建造源远流长，智慧丰厚，不仅为中国古代园林建设奠定了基础，即使在今天，有许多做法对于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仍然具有值得借鉴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