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城市化进程主要影响的是农村经济社会与生活方式，如冯友兰先生曾指出：“工业革命造成了这一结果。它使东方靠西方，就像乡下靠城里一样。乡下本来靠城里，不过工业革命之后尤其如此。工业革命使西方成了城里，使东方成了乡下”；“城里彻底破坏了乡下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农民有麦，但他还要上城里买面粉；农民有棉花，但他还要上城里买布。在精神上也如此。所谓中国人往西洋留学者，实即是乡下人进城学乖而已；所谓中国人往西洋游历者，实即是乡下人往城里看热闹而已。”(12) 又如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描述的非洲社会：“乡下男女进城，发现人生原来另有一片天地——不管是本人亲身体验，或邻舍辗转相告——矛盾的是，第三世界的情况与第一世界部分地区一样：正当农村经济在城市的冲击下被乡民遗弃之际，城市却可能反过来成为农村的救星。如今大家发现，生活并不一定得永远像祖先那么艰苦惨淡，并不是只能在石头地上筋疲力尽，讨得那起码的糊口之资。在全球风光无限旖旎——但也正因此收成太少——的农村大地之上，从60年代起九室一空，只剩老人独守。”(13)

　　都市化进程主要影响的是现代城市经济与社会生活，在经济要素与生产方式上，以现代工厂为中心的现代城市工业首当其冲。

　　首先，作为城市化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都市化的主要特征是城市化速度更快，城市规模在更大的空间上扩张，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问题”，不仅在相当长的时期与相当大的范围内持续存在，而且还有进一步升级、更加严重的趋势，使原本已不堪重负的地球环境与资源无法承受。以工业生产为例，“法国在191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29年里，工业生产仅增加了百分之五。然而在1948年到1965年的短短的17年里，工业生产大约增长了百分之二百二十。今天，对于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来讲，年增长率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左右已属平常。”(14) 与现代工业一同增长的，则是对各种自然资源的恶性损耗。以能源为例，已故的印度著名的原子能科学家霍米·巴巴博士在第一次国际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上就指出：“‘19世纪上半叶以前，每百年消耗的总能量不到半个Q（按：Q代表燃烧三万三千吨左右的煤所释放的能量）。但是到了1850年，比率增加到每百年一个Q。今天，大约是一个世纪要用10Q。’换言之，粗略算来，人类过去两千年所消耗的能量，大约有一半是在过去一百年间消耗的。”(15) 另一方面，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张，也使固有的“城市环境”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与突出。城市社会学家曾指出：“在出现了工业系统的早期城市以后，住房、商店和运输的发展，吸引了前所未有的大量人口。在旧城市中，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的固定人口，淹没在新来的人流之中，原有的邻里生活方式受到破坏性冲击。在很多城市里，由于人口急剧增加，食物、住所、卫生设施、医疗保健和职业非常紧张，供不应求，其结果是欲求受挫，疾病流行，营养不良，犯罪率上升，街道上混乱不堪。”(16) 但这只是“城市病”的初级形态。在都市化进程中，由于它造成了全球范围内人口与资源在狭小都市空间的高度与快速集中，因而其所带来的“都市问题”与“都市危机”也同样水涨船高，这不仅使资源与空间的争夺出现了国际化趋势，同时，都市问题也往往与政治、经济、军事、种族、宗教等缠绕在一起，远比传统的“城市问题”更加复杂与更加难以解决。

　　其次，由于经济全球化，都市化进程的影响，并不局限于高度发达的城市化国家与地区，相反却是，对于城市化水平低而速度快、速度快而极端不平衡的后城市化国家与地区，由于同时面临都市化与城市化的双重挑战，以及由此引发的多重矛盾，使它们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危机更加严重。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们已不可能获得足够的资源与空间进行自身的现代化与工业化建设。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翻了两番，是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但另一方面，这也是在能源消费翻一番的基础上实现的。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曾指出，中国到2020年的发展目标是再实现GDP翻两番，如果按照能源再翻一番的公式计算，“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将达到30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22亿吨、石油4.2亿吨、天然气2000亿立方米。”其他不说，仅以煤炭计算，“就面临四大压力。一是面临煤炭精查储量不足的压力。煤炭生产若达到22亿吨，需要精查储量1251亿吨，而目前尚未利用的精查储量仅为600亿吨。二是面临生产能力不足的压力。全国煤炭生产能力目前为15.6亿吨，考虑部分矿井衰老报废等因素，2020年前需要新增煤炭生产能力10亿吨。这意味着今后17年要建设百万吨级的大型煤矿1000个，接近美国目前的产煤总量。三是面临运输能力不足的压力。煤炭消费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但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北部和西部。这种分布决定了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的格局。按新增10亿吨生产能力中70％需外运考虑，要再建7条大秦线以及相应的港口。四是面临环境容量不足的压力。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分别位居世界第一和第二，其中90％的二氧化硫排放来自煤的使用。继续按目前的方式大量消耗煤炭和排放污染，不仅国内环境质量难以改善，来自国际社会的环境压力也会越来越大。”(17) 也就是说，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的发展模式，中国未来的发展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再次，哪里存在着危险，哪里就有拯救。都市化进程在给现代工业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以更高层次的发展为当代城市提供了新的发展理念与工具。具体说来，在物质生产方式上，与以矿山开采、冶炼、纺织等传统制造业为主体的城市化进程不同，以高新技术产业、金融资本运营、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为基本标志的后现代工业与商业，构成了大都市社会在物质生产与经济发展方面的主导性机制。以信息产业为例，这是一种“以无形的智力投入为主形成的特殊服务行业”，并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正在成为传统服务业的朝阳产业。在这些新兴的都市经济生产方式中，不仅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同时它们所创造的巨额利润上也是传统制造业无法比拟的。以数字创意产业为例，在传统制造业全面萎缩、陷入困境的当下，全世界创意产业每天创造的产值高达200多亿美元，而且还在以更高的速度迅速增长着。以中国高新技术开发区为例，如有“中国光谷”之称的武汉东湖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经过十多年来的发展，已形成以光电子信息为龙头，生物工程与新医药、环保能源、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产业格局，其光电子信息产业不仅已成为武汉市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同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也占有了一席之地。在都市化进程中，这个高新区的产值占全市财政收入比重，已从1991年的0.2％提高到2005年的5.04％，其中，光传输系统技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光纤光缆的生产规模上升到全球第三位，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达50％，国际市场占有率也迅速提高到12％。又如综合实力和创新能力跻身全国53个国家级高新区的无锡新区，它以占全省1％的土地、2％的人口，创造了2％的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总收入、3.5％的工业产出、7％的外贸进出口总额、8％的实际到位外资，高新区平均产出强度达到30亿元／平方公里。2005年，全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755亿元，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62.4％；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出口73亿美元，占全区出口总量90％。(18) 另一方面，作为当代都市最具经济活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区，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经济财富，同时也成为吸引世界优秀人才的中心，如著名的苏州工业园区，2002年园区吸引人才1.5万人，2003年吸引3万人。(19) 高新技术产业区的基本特征即是在以最小的空间、最少的人口创造出巨额的经济利润，与占地面积大、劳动力资本大而实际产值不高的传统制造业相比，两者可以说是有天壤之别。

　　由于这些原因，都市化进程直接导致了现代工业的边缘化。所谓边缘化，是指现代工业在都市化进程中丧失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与辉煌的后现代工业相比逐渐沦落为边缘与配角。现代工业是城市化进程的支柱产业，与之相应，是现代工业占据了现代城市的核心空间与地段，机器轰鸣的工厂、高耸入云的烟囱，成为现代工业城市最重要的城市地理景观，并为现代城市的迅速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巨大成就。但在都市化进程中，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现代工业作为人类生活支柱的朝阳时代正在成为历史，不仅现代工业因其产业性质受到严峻的挑战，传统城市以工业、制造业为中心的城市定位也同样在劫难逃，这是工业化的城市空间在都市化进程中必然遭遇的现实命运。以中国为例，当代许多工业城市或城市工业空间的基本困境即所谓的产业结构调整，“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城市产业虽然在迅速发展，但仍然沿用传统的以高投入、高产出、低效率为特点的增长方式，加之市场机制不完善，致使我国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水平落后。……从第二产业看，工业所占比重过高，且自身素质不高：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的增长不协调，加工业的发展快于基础产业的发展，造成加工业供过于求；机械工业、电子工业、石油化工、汽车工业等产业的主导地位没有真正形成，不能充分带动经济的发展；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力比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影响了工业的发展。我国城市第三产业近年发展十分迅猛，但仍相对滞后。目前，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分别已达到50％～65％和60％～75％之间，而中国2000年第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分别仅占33.2％和27.5％，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20)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产业调整与都市化进程的内在密切联系。都市化进程意味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的一体化，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象征，这本身也是中国必须促进产业结构更新，发展高级产业结构，走一条超越式的经济发展之路或城市化之路的重要推动机制之一。

　　现代工业城市或工业城市空间之所以在都市化进程中遭遇困难，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工业用地与厂房占据了在都市化进程中急剧升值的都市中心空间，这不仅直接影响了更多人口向大都市、城市中心的迁移，同时新兴的后现代工业在发展中遭遇到空间资源的严重紧缺。二是传统工业产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已远不能与以现代金融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为核心的都市新经济生产相提并论，占据空间资源的巨大，与实际产值的低下，是现代工业必须为后工业社会腾出地盘的根源。这两方面的作用相互交织，共同制造了现代工业这个城市化进程中的巨人在都市化进程中的悲剧命运。以中国为例，近年来几乎所有城市都集体参与了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工业大搬迁”。作为中国传统工业的基地的上海，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迅速发展，也就是说更早地迎来了自己的都市化时代，因而在这方面启动得比较早，“改革开放以前，上海的工业大部分布局在中心城区。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5年，其中心城区的工业企业数仍占全市的一半多，工业产值占全市的七成多。1990年代以来，上海中心城区工业转移疏解力度加大、速度加快、变化非常明显”，以中心城区工厂房屋建筑面积为例，“从1993年到2000年总共减少将近500万平方米，减少幅度为13.7％；其工厂房屋建筑面积占各类建筑面积的比重从25％下降到15.4％，下降了9.6个百分点，降低幅度达38.4％。”(21) 还有北京，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中，“标志性事件”是首钢从北京搬迁至河北曹妃甸。首钢是国有特大型企业，是新中国工业产业的象征，有近700亿元的资产总额、逾800亿元的销售收入。尽管如此，但由于不符合以“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为主要内容的新北京城市功能定位，所以只能从中心位置上退出。(22) 与北京类似的还有杭州。杭州自古就是一个消费城市，只是在现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才开始启动现代工业城市的发展程序，并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杭州工业城市格局。2004年杭州市第二产业GDP占到53％，可知现代工业已经成为杭州市的支柱产业。但在都市化进程中，由于杭州定位于旅游休闲之都，与首钢的命运相似，杭州民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将其原料药生产车间迁往绍兴袍江，新光塑料有限公司搬迁至萧山所前镇，杭开电气搬迁至位于拱墅康桥的新厂区，杭州汽车发动机厂将迁至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将迁至临安经济开发区，金鱼集团和松下家电也正忙于搬迁中。(23) 历经几十年建设而形成的“工业杭州”，将很快从新天堂的都市空间中整体地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