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山五园是清帝避喧听政的主要地方，成为清朝的实际政治中心

　　主持人：三山五园不像一般的皇家园林，在清朝中期时已成为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这也算是它的独特之处吧？

　　张连城：清代帝王以园林离宫作为其避喧听政的主要地方。所以三山五园和紫禁城在政治功能上是相辅互补的。明朝皇帝的活动场所主要在紫禁城，只有两个皇帝在短时间之内不在紫禁城，而惊动朝野。但是清代皇帝在紫禁城居住的时间都非常短暂。紫禁城对于满洲皇帝来讲，只是权力的象征，所以才会在元旦、冬至和皇帝诞辰日举行大典时驾临宫中，来向全国各族人民表示他是皇权的代表。紫禁城成为了一个符号。皇帝具体处理政务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三山五园。所以，三山五园皇家园林成为事实上的政治中心，是园林中的紫禁城。皇城内的紫禁城，仅是象征意义上的政治中心。

　　何瑜：康熙皇帝自二十六年后，直到去世，每年有150余天在畅春园居住理政；雍正帝自雍正三年八月，园居理政后，平均每年在圆明园210余天；乾隆帝的理政地点，除紫禁城、避暑山庄、南巡和东巡途中之外，年平均驻圆明园120余天。嘉庆帝驻圆明园时间，年均160余天。道光帝驻圆明园时间，年均260余天，道光二十九年，有闰月，其园居时间高达354天。咸丰帝在咸丰十年（1860）八月初八，逃往热河前，驻跸圆明园7年，年均时间也达210余天。光绪年间，皇帝和慈禧太后大部分时间也住在颐和园。

　　所以，有说法把三山五园作为清代皇帝的夏宫，这本身是不准确的。所谓夏宫，有人说是因为满洲皇帝怕热，为了避暑，就要到北京郊区建这么多的园林。实际上查一查皇帝的行踪，就可知清代皇帝大部分时间都在三山五园里度过，往往是在正月十五之前就到了畅春园或者到圆明园，直到腊月时才迁回宫中。北京的腊月和正月是什么概念？那是冰天雪地的，所以修建三山五园，初期是由于避暑，雍正以后则不是因为避暑的原因。

　　三山五园建筑既是皇家居室,也是皇子的读书之所，成为皇家教育重镇

　　主持人：作为皇家园林，除了政事，三山五园中发生的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家事？

　　徐永利（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教授）：三山五园作为皇家园林,不仅是皇帝游玩观赏,处理政事的场所,还是众皇子们读书的地方。在畅春园内中路建筑中的闲邪存诚及韵松轩，西路建筑中的无逸斋都是当时皇子们的读书之所。闲邪存诚最初是作为博尔济吉特氏的寝宫，雍正二年(1724)改为了弘历读书之所，韵松轩作为众皇子在畅春园的读书之地，悬额为清圣祖玄烨御书。张英在以“韵松轩”为题的诗中，有“龙御紫庭朝听政,凤栖阿阁旧摊书”之句。位于畅春园西路建筑群中的无逸斋是皇太子允礽的居室和书斋,也是众皇子的读书之所。据当时的文献记载，畅春园内的皇子们在天还未亮之时，就要起床赶到无逸斋去读书。到了辰时，清圣祖玄烨在下朝后便来到无逸斋检查皇子们读书的情况。午饭过后，在玄烨到来之前，皇子们需写满文一篇，待玄烨到来后，皇子们需按照玄烨的要求来背诵经书。经书背诵之后,玄烨还要带领众皇子学习骑马射箭，这一系列的内容都按规定完成后,一天的学习方告结束。康熙二十九年(1690)，畅春园的附园西花园建造完成，诸皇子们的读书之所也随之迁到了那里。其中皇太子允礽搬入了作为他寝殿和书房的讨源书屋,其他的皇子则被分配到了荷花池畔的四所寝殿读书作诗。

　　赵连稳：清世宗胤禛在圆明园内同样为皇子们设置了读书之所。弘历年轻时在圆明园的读书处是桃花坞，桃花坞内有两处书房，其中一处名“乐善堂”。关于“乐善堂”，清高宗弘历写了两篇《乐善堂记》，清晰地呈现了自己当时读书时的情形，从中可以看出，乐善堂周围的环境非常清幽，弘历在此学习读书，自然也感到心情非常舒畅。大约在雍正七年(1729),弘历的读书之所移到了圆明园四十景之一的“长春仙馆”。弘历还为此自取雅号为“长春居士”。据史料记载，清高宗弘历在圆明园读书之时，有几位老师对其影响颇深。清高宗弘历之所以能够登上皇帝的宝座，除了自己的才德外，与圆明园这些帝师的悉心教导是分不开的。

　　主持人：请举例说说，皇帝在三山五园中主持了哪些政务？

　　张连城：清帝在三山五园理政的内容，大凡有常朝视事、御门听政、引见大臣、任命官吏、策试选士、阅试武举、筵请王公大臣、勾决人犯、接见外国使节等日常政务，一句话，内政外交均在这里处理。比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挟清德宗载湉向西逃命，次年八月二十日，慈禧太后还在西安，就发布懿旨，表示要“卧薪尝胆”，变法图强，清末“新政”由此开始，十一月，慈禧和清德宗载湉回到北京，驻跸在颐和园，以后的颐和园又成为推行新政的中心。

　　郭黛姮：康熙五十五年（1716）上元节，清圣祖玄烨在畅春园的九经三事殿，给来京朝觐的外藩蒙古诸王、左翼科尔沁、和硕达尔汗亲王、和硕额驸罗卜藏滚布等赐酒。乾隆时期，每年正月则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宴赏来京朝贺的少数民族王公、首领。清高宗弘历八十寿辰时，班禅额尔德尼来京向乾隆祝寿，乾隆专门为班禅在静宜园修建了“宗镜大昭之庙”（即“昭庙”），乾隆五十五年（1790）九月十九日，乾隆和班禅在静宜园共同出席“宗镜大昭之庙”开光之礼。

　　叶亮清：为了上朝的方便，清代王公大臣，在御园周边建起大小不等的园林。如大学士明珠在畅春园西修建了自怡园，而位于畅春园和圆明园之间的澄怀园，曾经是上书房和南书房的值房，呼称翰林花园。澄怀园东南侧的淑春园赐给了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傅恒。乾隆四十七年把淑春园南部赐给和珅，和珅将其改为十笏园。咸丰元年，恭亲王奕获得赐春和园，次年，改为朗润园。清文宗奕詝给七弟奕譞修建了蔚秀园，作为退朝休憩之地。奕譞因参加了“祺祥政变”，取得慈禧的信任，晋封为醇亲王，同治十三年，奕譞的儿子载湉被慈禧立为皇帝，即清德宗载湉。光绪二十四年，奕病逝，朗润园被充作内阁、军机处大臣会议之所，逢三、六、九日在此议政。

　　三山五园的兴衰史就是一部浓缩的清朝国家兴衰史

　　主持人：三山五园兴衰发展史给我们哪些启示？

　　徐永利：三山五园伴随着清王朝的兴盛而兴盛，伴随着清王朝的衰落而衰落，三山五园的兴衰史就是一部浓缩的清朝国家兴衰史。三山五园在乾隆时期达到鼎盛，以后随着国力的衰退而步入衰落之境地。清朝在乾隆以后畅春园逐渐荒废，到了道光朝，居住在这里的太后太妃们迁入绮春园，因此道光朝曾经对绮春园进行了较多的修缮活动。鸦片战争后，清朝国力逐步衰落下去，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在疯狂掠夺之后，纵火将三山五园焚烧，英法联军的暴行受到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谴责，法国大作家雨果在《致巴特雷上尉的信》中怒斥英法侵略者是“两个强盗”。清政府在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屈辱的条约后，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虽然其间有洋务运动，但仍然没有挽救其颓势，甲午中日战争，“天朝上国”惨败于“蕞尔小国”，举国震惊，戊戌变法遂起，仅仅维持了一百天便失败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三山五园再次惨遭洗劫。民国时期的三山五园继续遭受军阀、土匪的破坏，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重获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