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的“安全”不仅是面向个体使用者的也是针对城市的—人们对于真正的“自然”尚不能得心应手。如此费劲儿去在人的生活中引入半真半假的自然，耗费能源、心力改变人和水的关系，最终，还要有合适的富于意义的解释—“文化”就是这么讽刺地成为“自然”的前提的。

　　典型的水景往往带有文化深处的隐喻，而舶来的“景观建筑”中这些隐喻多半都是西方的神话。罗马人曾经在他们的广场（Piazza Navona）里灌水，模拟地中海上的海战，乍看起来，这种癖好完全是因为地理条件的差别，因为中国城市的发展样板都是亚洲大陆深处的，只见黄土漫天，和两江汇流或是碧海银沙的水边城市扯不上关系。

　　但是果真如此吗？中国城市的记忆中其实并不匮乏“水”的记忆，水，是前现代的城市所不能回避的问题。梁从诫，梁思成先生的长子，在世的时候曾经回忆过北京丰沛的湿地和河流，在我小的时候，“井”或是取水的水塘也依然是小城每个社区生活的中心。深邃的水底蛰伏着这个文化的诸神：“青鸟衔葡萄，飞上金井栏”，“水”标定了唐诗里的十字路口，深闺里怨女和画船中书生的幻想世界。宋徽宗时代，全城人民引以为乐的“金明池夺标”在灰黄的绢幅上迄今依稀可辨，苏州的水巷、徽州的月塘有时仍在大银幕中惊鸿一现。

　　可是，纵然周润发扮演的李慕白们还在水面上空作“凌波微步”，这些水域并不是真正意义的“亲水空间”，达不到“亲”的高大上要求。除非证明绝对安全，中国人好像不那么喜欢“开放空间”，对于钱塘江潮头“弄潮儿”所体现的水边“野趣”有着某种本能的恐惧（抗拒）—这最终还是有关文化。但此处的“文化”并不是一个掏空的话题，首先，对水的驾驭既是工程师的任务也是政治-社会管理的挑战，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公共水域，比如唐代长安里的曲江，虽然是个游宴乐赏的好去处，并不是真正的公共空间，不是公共空间意味着很多事情，最主要的一点，谁能为这片茫茫大水的安全“负责”—或者，“买单”？像欧洲殖民时代的探险者一样，能够自由参与到开发“自然”中的人们最终激发了和水嬉戏的热情，养成了“乐水”的生活方式，即使意味着一定的风险，对于那些习惯于独自出海远航的水手而言，城市中的小池塘实在是算不了什么了。

　　传统中国的旅行者，相反，给我们留下了“江湖多风波”的诸多负面印象，或是“江湖夜雨十年灯”的灰色情绪，以至于毛主席要重新号召青年男女“到江河湖海中去”。水依然流过中国的城市，现在只能是以一种隐秘的方式，穿过精巧的苏州园林，流经江南人家的后院，承载着灰黑的被“现代”沾染的污水。难怪“如画”的西方“景观建筑”甫一莅临，就有席卷之势。

　　可是，文化的问题终究还要以文化的方式来解决。我不止一次地听人们向我埋怨说“亲水空间”待不住，原因很简单，完全露天又往往过于拥挤的水滨是某种“暴晒的现实”，在大多炎热的中国夏季，爱好“美白”的男女们是不情愿久留的，它们实在没有真正进入人们的生活。至今我还记得，一次和景观设计师的交流中，来自灰蒙蒙城市的英国人为越南胡志明市（西贡）某条河流的城市景观设计了令人瞠目的50-100米防洪退线！那条河本身看起来也不过50米宽，我禁不住向他们打听这样做的依据是什么。

　　英国人的做法很可能是对的，那个数字基于最高和最低水位的计算。设计师把工程师冷冰冰的数字转化为水岸曲线，像描摹精致花边一样煞费苦心地雕琢，为此一次次地来往于完全不搭界的两种现实之间，然后这些曲线又重新转变成开发商那里有关“价值”的数字……可是，过去的人们究竟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显然，那些照片中住在破敝密集的船屋中的人们多少年来一直延续着这样的水上生活。从河岸慷慨的后退带来了一大片原先不存在的空地，成就了如花似锦的现代水景，却显得和这样的生活传统格格不入。且不说它带来的土地浪费，由于它们过于高昂的代价，由于它们和城市开发不尽如人意的结合方式，很可能原先能欣赏这些水景的人慢慢也住不起河边了。

　　有点讽刺的是，这样旨在技术地“解决”问题的变动，反倒有点不“亲水”了。其实人类聚落和自然最初的关系都是爱恨交织的矛盾，既要“亲水”而又不得不规避可怖的水生灾害，现代西方的景观设计在看似完美“解决”了城市里的自然之余，也在人和自然之间设置了一道钢筋混凝土的障蔽。

　　对以上的疑问我其实也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我明确地知道，潜藏在这种被改变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处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一幅图景—“送君南浦”，城市的边缘曾经是一片没有意义的荒滩，仅仅是把它当作一幅图画来欣赏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此启航或归来的人们才能领略到水边的乐趣，以及世界的博大—“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