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病有中国特色，虽然在现象上跟其他国家的大城市病基本一样，但形成机理具有相当程度的中国特有的体制和机制性因素，主要因为中国的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9月17日，在“2014年中国城市发展高峰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巡视员林家彬提出了上述观点。

　　林家彬认为，由于地方政府过于重视招商引资、圈地卖地等资源配置事项，造成了城市功能过度集聚，继而出现“城市病”的现象，而这背后，主要是五个体制和机制性的原因。

　　其一，是地方干部选拔机制、政绩考核体系。目前，中国的干部选拔机制仍是“组织选人、上级选下级”；政绩考核体系则是以经济发展指标为核心，虽然体系不断完善，但是总的来说，过去二三十年考核体系的核心仍没有变化。

　　林家彬表示，这样的选拔考核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十分重视经济发展，“重面子轻里子，容易出政绩的地方会花大力气做，表面上看不到的地方比较轻视”。

　　其二，是财税体制。其重要特征表现在企业税收是地方政府、城市政府的税收的主要来源，从全国口径来看，企业税收占比超过9成，而来自于居民直接缴纳的税收只占总额的百分之八点几。

　　对此，林家彬认为，即使大城市产业过度集中，应该向外逐渐转移，但为了财政收入，地方政府仍会尽量把企业都留在城市中，“城市发展中政府更亲商而不是亲民，把招商引资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对民生没有那么关注”。

　　其三，是二元的土地制度。农村土地名义上是农村集体所有，实际所有权并不完善，只有经过城市政府征地才能变现、改变用途，“这为城市政府圈地卖地提供了非常好的便利条件”，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千方百计的找收入渠道，最简单最便捷的就是卖地”。

　　其四，是不合理的规划制度。目前，圈地卖地以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为依据，但是，上述规划需要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作为依据，为了获得扩大城市建设用地表观上的合理性，城市政府“把未来的经济指标、人口指标拼命做大”，导致了规划十分不科学。

　　其五，是中央和地方关系，包括城市体系。现行体制中，城市是分为五个级别，直辖市与省同级，而级别越高的城市，获取资源的博弈力量就越强，因此，各种行政资源不断向层级比较高的城市集中。

　　林家彬认为，地方政府的行为方式对城市发展的方向、结果起到非常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而正是上述五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地方政府在大力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造成了城市功能过度集聚，最终导致了“城市病”的出现。

　　林家彬还提出，解决“城市病”需要在治理理念上有所创新，目前社会治理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公权力过为强大，过多的进入了私人领域”，应该提倡治理新的模式，体现多元主体，使得社会生活各种利益主体都能“参与、协商、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