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LA：对于生态城市规划，我们国内目前的进展？

　　李院长：

生态文明，被提上议程

　　谈到我国生态的进展，我们其实不敢说是一种进展，只能说我们在向生态文明方面努力前行。中国这三十年的城市发展，走的是低成本高速扩张的道路，廉价的农民工、廉价的土地资源和不计代价的环境资源，成为了扩张的基础要素，在此期间，资源环境势必付出很大的代价。那么，基于我们对于这样的工业文明的反思，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生态文明，十八大开始引起高度的重视。

　　我们现在走生态发展道路，有一部分原因是迫于国际压力，如气候变化、能源方面等国际上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国是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一大国，美国是第二大国，因此，对于全球来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降低的拐点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中国，国家面临的国际压力是巨大的。前年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中国表示，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去年表示，要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而今年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中国表示，要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坚决”这一词语，体现出中国政府一个负责任的承诺与态度，更加体现生态文明紧迫的发展趋势。

　　除了国际上的压力，促使我们走向生态文明也是社会发展的转型。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是资源禀赋而决定的。否则，我们的资源是无法持续的。对于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认知过程，在国内经历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刚刚提出的时候，一部分人认为这是限制中国发展的"阴谋论"。但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人均资源是有限的，不能一味的走欧美发展之路。科学发展，并不是限制发展，而是要在与自然协调的基础上，发展增加财富。

在探索中践行绿色生态

　　虽然之前提到我国是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的一个重要拐点，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在思考这种评判的公平性。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中国政府举了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在一个宴会上，都是富人来参加，当宴会进入尾声时，食物已所剩无几。此时，中国、印度两个穷亲戚刚来到会场，两个国家各自只喝了一杯咖啡，最后宴会主人说要AA制，俩个人自然觉得不公平，便要去后厨房找吃的。的确，按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来看，我国是最多的，但若按人均计数或历史累积量来衡量，那么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我们可能不会是排放量最多的国家。当然，这些也只是为了让我们在国际上多争取一些公平性的对待，并不能成为托词。我们还是需要优化，需要调整。我们也希望尽量在2035年左右，能够提早到达拐点。做到在GDP上升的同时，能源消费反而是在下降的，特别是对于化石燃料的使用。

　　对于现在我国的生态发展现状，生态的理念已经建立，人们开始反思过去，开始思考转型，思考转变原有的发展模式。在中国80多个城市已把低碳、绿色作为城市的发展目标，但真正实践的却未必有那么多，大家还是在一种努力探索过程中。

　　中国虽然在探索中，但生态发展也不完全落后。“生态城市”概念在197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到现在也就只有40年的时间。而对生态的反思、对工业文明行为的反思，起源于美国卡尔逊《寂静的春天》一书，距今也就是50年的时间。当时很多人说她是疯子，但她却给世人敲醒了一个警钟。基于此，可以看出对于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现在全世界都还是在探索的阶段，都在努力让口号变成现实。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北大演讲时说，影响21世纪人类的有两件大事：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高科技发展，比如，我们可以通过手机测定黄金周的人流量等；另一个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城镇化发展，中国城镇化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而新型城镇化对我们国家城市发展理念提出3个城市概念要求：绿色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用信息化手段管理城市，形成资源信息共享，同时，让绿色城市成为人性本质的最终回归。

　　经历了原始，走出了农耕，当工业文明让我们的环境不堪重负时，人类在反思。生态，不只是一味的添花种草，而是要遵循生态系统的规律：共生、循环、协同。物质不变，能量守恒，垃圾得到全部循环利用，是我们不断追求的绿色之城，更是生态文明的根本所在。只有如此，才能打破春天的寂静，还城市以四时花香，万壑鸟鸣。

“专访中国城规院副院长李迅”还将推出下篇，敬请关注！

相关链接：

专访城规院副院长李迅（上）：谈“城市规划”

专访城规院副院长李迅（下）：谈“地段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