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0日晚璀璨的烟花绽放在帝都清冷的夜空，APEC北京会议达到高潮。

　　热闹之后，问题随之而来：后APEC时代，北京既有的事件导向型城市发展模式，将何去何从？

　　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北京的城市发展模式呈现出清晰鲜明的事件导向型印记。从1992年北京亚运会到2008年奥运会、从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到即将落下帷幕的APEC峰会、以及正在筹办的2022年冬奥会……北京习惯于、甚至依赖于以这些大项目、大活动来进行政治动员、推进城市建设。

　　在实权衙门林立、强势机构遍布全城的情况下，北京以举办这种超大型活动、并将其上设个你到中央政治层面来获得城市建设“尚方宝剑”的做法，某种程度上不无合理性。但如果留意下北京每次大型活动之后的“账单”，便不难发现，举办这样的活动对北京市也是一项“肥差”：以举办大型活动不可抗拒的政治意义征收大量土地，在活动举办后进行开发，从而形成巨型国企——相当于北京市以相当低的成本或得一笔巨额的优质资产。

　　如今叱咤地产界的北京市属国企北辰集团，是亚运会土地开发基础上的产物；伴随着2008年奥运，在奥运场馆土地一级开发基础上则崛起新的巨头：北京新奥集团。

　　或许正因有这种特殊的政经收益，每次重大活动之后，北京并不是着眼于日常化、正常化的城市建设——而是赶紧寻找新的热点大型活动（比如奥运之后就是APEC、2018冬奥会），似乎没有大项目、大活动，北京就不知道如何正常推进城市建设。

　　始作俑者北京之后，中国城市纷纷照搬这一事件导向型发展模式，且不乏暗中攀比：北京办了亚运会，上海就办APEC，北京办了奥运会，上海就办世博会；广州办了亚运会，深圳就办大运会、南京就办青奥会……

　　作为国际性大型活动，举办奥运会等大型国际活动，除了为国际社会做贡献的意义，对城市而言，是全方位实现城市形象提升最有效的手段，可以带动整个城市系统性地进化。但事件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的“副作用”之一是：事件之后，这些东西很多会荒掉——像奥运会的一些设施。而这部分设施，是把一部分本应用到常态城市建设的钱用到城市事件花费上——而事件性建设往往只是为短期目标服务，远期效益有限（虽然在论证阶段会不厌其烦的论证其长期价值）。

　　并且，北京城市事件导向型发展模式，也制约了城市治理能力的提升，从而加剧了城市问题，使北京市城市发展与其最基本的角色要求——服务首都——之间的冲突，更行突出。

　　此外，事件导向型的城市建设，不仅无法持续（无论是此前的奥运，还是此次APEC会议，为了保北京一片蓝天，不仅停掉北京周边数百公里内众多工的生产，还大量限行车辆、停止重多居民活动。但活动之后，就无法继续停工），更代替不了一个城市正常的、日常的城市建设，甚至会影响北京正常、日常城市建设和管理能力的形成、提升。

　　APEC会议后，北京是否会反思这一问题？持续20多年的事件导向型城市发展模式，是否迎来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