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民之所望,施政所向

　　用系统的制度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实现

　　《重庆日报》:《意见》描绘了一幅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好蓝图,那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需要从哪些方面着手?其关键点又在哪里?

　　陈万志:法律作为不容触碰的红线、不能逾越的底线,具有强制性的约束作用。生态文明建设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革,绝非朝夕可就,因此必须用严格的制度为生态文明建设护航。

　　《意见》从法治、机制等5个方面来谈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我们要看到,制度的约束力是很强大的。在北京、天津等地,自今年以来已大幅度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收费标准,大气环境类罚金标准增加了10-15倍。一家在北京的企业以前的排污费是10万元/季度,现在达到135万元/季度。在这样的经济杠杆作用下,它马上就引进了德国先进的环保设备,污染物排放浓度随之大幅降低。

　　当然,除了运用法治和制度的力量外,政府还应综合运用财政、税收、价格、信贷、保险等经济手段,将绿色信贷、环境污染责任险、生态保护补偿等法定化,推动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这样从法治、行政、市场等多个维度来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的运行。

　　张卫东: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各企业也要在法治框架下依法进行生产活动,政府依法行政,双方都要在各自层面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曾经参观过日本和挪威的垃圾焚烧厂,他们的垃圾焚烧厂离居民很近,隔一两条马路就是居民区甚至幼儿园。他们的企业遵纪守法意识很强,燃烧的温度、后期的处理都严格控制,并且定期进行土壤植物等检测,因此即使身处其中都闻不到臭味。

　　实际上现在我们国内的技术、设备也都能达到要求,关键是我们的企业一定要严格履行环保主体责任,自觉严格控制生产工艺,运行管理好环保治理设施。同时,各级主管部门也要严格履行好监管的职责,共同构筑起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的防线,为建设生态文明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重庆日报》:除了强调法治和制度的作用,《意见》还提出了用市场手段进行资源调节和配置,用科技创新引领产业结构调整,您怎么看?

　　王崇举:《意见》提出要健全多元投入机制,引入市场化机制,以及强化科技创新等政策措施和保障机制,我认为充分利用市场化机制是重庆此轮“生态攻坚”的一大特点。

　　制度不只是约束,还应该有引领、激励的作用。通过对市场的配置来引导对资源的利用和消耗,这对企业至关重要。

　　最近两个月,我在库区进行特色产业和生态保护的项目调研,把渝东北十一个区县都走遍了。忠县是一个柑橘大县,柑橘的种植面积占了该县面积的1/3,全县17个乡镇都有。忠县围绕鲜果、果汁、果渣打造全产业链,效益很高,非常多的农户愿意种植柑橘。

　　在巫山,有一个做良种红薯的食品加工厂,5年时间带动农户将种植面积从3万亩发展到10万亩;在奉节,一家提取紫杉醇的企业,在当地海拔1200米的地方种植了4.1万亩的红豆杉,帮助高山移民实现生态扶贫……

　　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一定要培育一批有责任、有担当、有能力的龙头企业,通过这些龙头企业来引领和示范,推动生态文明的建设。

　　张卫东:重庆作为老工业基地,要积极推广和应用先进技术成果,依靠科技进步支撑生态文明建设,逐渐实现产业的转变和升级。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主体应该是企业,在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就要把先进的生产工艺和环保技术运用到生产的全过程中,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比如重庆三峰环境产业有限公司联合重庆科技学院进行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针对垃圾不分类、热值低等特点,进行了炉排等关键工艺的自主研发,让垃圾真正得到彻底处理,不再占据大量的土地资源,并且可以用来发电。这说明我们可以采用节能低碳等环保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把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依靠创新驱动对农业、工业、服务业进行改造,在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时抓好生态文明建设,以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陈德敏:重庆“双欠”特征明显,市民人均收入较低,经济总量亟待提升,而环境保护的压力大。要解决经济发展与环保两难的矛盾,可选择的重要路径就是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

　　《意见》对此作了有针对性的规定。废物不废,通过转变理念和科学利用,可以“变废为宝”。比如,餐厨垃圾中的废油,可以回收提炼为工业用油甚至航空用油;火电厂产生的粉煤灰,通过新的技术工艺可制砖、制水泥,成为新型建材。这需要抓好从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到生产过程中能源原材料集约利用,消费后废弃物的回收再生利用的循环经济全过程。重庆要用好作为国家资源综合利用、循环经济试点城市的机遇,通过加强资源能源全过程节约利用管理,降低土地、水消耗强度,加快转变资源利用方式、建设循环型工业,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实现重庆绿色、循环、低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