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馆建筑

　　日报：泉州当代艺术馆和中国美术馆新馆都是近期重要的美术馆项目，从各个角度来看都应当成为艺术性与品质上一流水准的建筑物。与此同时，今年投入使用的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和前几年的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都来自日本建筑师矶崎新，两者都照顾到了建筑本体和内部功能两个方面。这些案例对国内建筑的水准提高会产生怎样的作用？

　　唐克扬：国内新近建成的一些艺术建筑是较好的例子，当使用者与设计建造者的观点比较一致时，将会容易产生优秀的建筑作品。甲方乙方都是广义上的艺术专业工作者，需要创新的需求类似，对建筑功能的沟通也会比较细致顺畅。类似好的案例会对整个行业有教育意义。

　　日报：对于私人美术馆以及诸多民营或公立美术馆的兴建，总有批评的声音认为资金被大量花在建筑物本身，而不是人员、运营、藏品等上，导致漂亮的美术馆纷纷沦为空盒子。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唐克扬：钱如果砸在硬件上，效果会很快出来。在文化事业的草创阶段这有一定的意义，因为房子也会改变人，比如你到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就不大会随地吐痰，慢慢理解主人的规矩和讲究。另一个方面来说，对于硬件的强调也确实会导致这个问题的恶性循环：越发重视硬件而觉得软件无足轻重，这也是中国建筑的“赞助人”最容易犯的毛病。

　　其实在设计中考虑一个美术馆的运营使用比出一个炫目动人的方案要更难，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牵涉到了你是否真正理解和接受了尚未现形的这些文化，也是“美术馆”所承载的文化。我曾看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唐德刚写道，20世纪的中国像是正处在历史的三峡之中，航船往前行驶，但直到我们驶出这段峡谷，真正的远方才能拨云见日。

　　美术馆到底是干什么的？一座城市为什么要建美术馆？其实对这些问题大家并没有真正的结论，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我个人觉得，去中国很多美术馆的时候并不放松，因为它们大多都还是一种单向的“教谕”的空间，高高在上而略显僵硬，这种关系让人觉得不太自在。如果有一天美术馆成为一个更为亲切放松的公共空间，我们所说的美术馆的“硬件”和“软件”才能真正无缝地对接。

　　日报：有关建筑的很多事情都应考虑到系统和语境，譬如建筑的业主、施工、建筑师、运营者，再譬如建筑周边的街区和整个城市规划。那么怎样的建筑才能做到真正适宜的创新？

　　唐克扬：“地标”与“城市”语境常常自相矛盾，因为一个真正“融入”城市语境中的建筑物常常不大看得见。而创新与适宜的平衡归根结底是功能与形式的和谐。要先弄清楚一幢建筑物的来由，包括空间和时间的双重语境。

　　比如改革开放以前，很多建筑就并不需要过多考虑创新，只要实用即可。而现在创新本身已经成了一种文化。所以讨论的出发点还应该是具体建筑的具体愿景。

　　从历史角度来看，建筑风格是不可能一成不变的，只是“变”的方向取决于具体的需求。为少数人服务的传统建筑可以称为“高等建筑”（higharchitecture），但满足社会中绝大多数人要求的建筑不可能过分强调个性，是“普通建筑”。

　　对“速成城市”的改造和研究

　　日报：传统中国城市比现代中国城市有哪些好的地方？

　　唐克扬：中国以前的“都市”似乎没有比现代好到哪儿去，如果有些好的地方，也只是一部分人的好，另一部分，也是大部分人的处境应该不怎么样。唯一好的是，那个语境下的城市没有现代城市里那么多的上下脱节，表里分裂，传统城市中的形象、功能，使用者与营造者的关系总的而言还是统一的—比如古代城市里的园林。如果说过去城市的最高标准是“和谐”，现在则是一个强调差异性的时代，这种差异性带来了现代中国城市中各种各样的矛盾，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大量的纠葛也带来了浓浓的人情和富有戏剧性的生活。

　　日报：请你大胆畅想，未来中国的城市与建筑中所体现出来的新美学将会是什么样？我们现在是否踏上了正确道路，又发展到了何等阶段？

　　唐克扬：总体来说未来的中国城市一定比以前要好，于此我还是乐观的。但量的累积并不一定就会引发质变，这其中又存在着某种潜在的危机，比如从前没有美术馆等公共建筑，现在一夜间全中国涌现了无数个没有真正得到有效使用的“四馆一场”“三馆一园”。这却又成了未来城市的另外一种负担。“跨世纪”的急迫感创造了大量没有经过脑子的“速成城市”，在我们有能力改正这些问题之前，错误的建筑或许早已产生，而且短时间内无法推倒重来。

　　我大胆预言一下，未来大学的建筑系科中，对这些“速成城市”的改造和研究将会成为建筑师们在21世纪一项主要的教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