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化和西方技术的糅和

　　汉宝德认为，在中国，老子的自然是道，这样的观念就是回到原始简朴的生活方式，所以“竹篱茅舍”就成为有高度精神价值的建筑观。而在建筑上把“竹篱茅舍”这种仅以弊身的粗陋居所，转变为高雅的文士住所，需要一个重大观念的改变，即素朴的精致化。而中国缺少了把素朴的建筑精致化的精神力量，明以后，在建筑上就与日本分道扬镳了。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文化上非常特殊的造物，中国式庭园，而把精致的素朴生活拱手让给了日本。而自然文化在日本则借由宗教的感染力广为流传，终于成为生活文化的主流，这种精神通过茶道之类的生活仪式传递到居住建筑之中。

　　日本建筑师前川国男在1965年《对建筑艺术中文明的一些感想》一文里阐述了以东方文化弥补西方技术的自觉：“现代建筑是而且也应当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及工程学的坚实基础上。然而，为何它却往往会显出某种非人性的倾向呢？我认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它并不总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被创造的，相反，确实为了一些别的理由，例如是为了利润等。另一种可能是在科学技术及工程学内部也包含了某些非人性因素。当人们企图理解某一现象时，科学就对它进行分析，把它肢解为几个尽可能简单化的要素。例如，在结构工程学中，当人们试图理解某一现象时，就采用了简单化和抽象化的方法。问题是，这种方法的使用是否会导致脱离人类现实……我们必须回溯到西方文明的起源，从而探求能产生伦理革命的力量是否存在于西方文明的宝库中。否则，我们就和汤因比一样，要在东方或日本的文明中去寻找它。”弗兰姆普敦认为，通过这种悖论式的提议，即传统的东方文化在本质上有可能作为一种弥补西方技术专政的力量而生存下去的观点，使国际风格的时代不仅在日本，而且在世界其他地方走向决定性的终结。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开启了对现代建筑的本土改造，日本现代建筑走上国际舞台。而自80年代后期开始，从丹下健三开始，到祯文彦、安藤忠雄、妹岛和世与西泽立卫、伊东丰雄，再到最近的坂茂，日本建筑师获得了普利兹克奖的群体性肯定，也奠定了日本当代建筑的超然地位。在这一群体中，隈研吾清晰表明了自己对西方建筑的反叛姿态。在他看来，处于与自然精神分裂中的西方建筑的造型，常常表现为战胜自然的倨傲姿态—以萨伏依别墅为例，柯布西耶用底层架空的造型，宣布将建筑从有害的自然中拯救出来。与此相反，隈研吾将他的建筑看作是被自然打败的“负建筑”。他特别强调“负建筑”里的“负”，乃是胜负的“负”。而作为对西方建筑墙壁型垂直造型的反思，隈研吾确立了一种反造型，以日本传统建筑“地板型”的水平意象来弱化垂直形态。而在安藤忠雄的设计中，虽然也对现代都市环境不满，也不同于柯布西耶底层架空的对抗意识，而是借鉴了传统庭院建筑的方式，以外观封闭而向着内庭开敞的姿态，将建筑从日常都市的繁杂中切割出来。安藤忠雄的另一种切割则是从材料上着手，在1972年建造的住吉长屋中，他一改现代建筑常用的大玻璃表面的开放性，而采用了厚重的混凝土。对他来说，混凝土是使“阳光创造表面”的最适宜材料。“在这里，墙变为抽象的、被否定的、接近于空间的最终极限。它们的现实性消失了，只有它们所包围的空间才是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