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马金双介绍，我国是世界植物学史上植物资源被采集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采集国来源最广、采集成果最多的国家。然而，关于来华人员的采集工作和成果，我国至今没有完整的历史记录，各类原始资料散落世界各地，绝大多数文献没有被我国图书馆收藏。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我国曾组织多次大规模的野外采集考察，但有关内容绝大多数没有及时、系统地整理或公开发表。

　　采集植物标本、特别是命名依据的“模式标本”，是每个国家进行植物分类基础的工作。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植物的“模式标本”绝大多数保存在海外的各类标本馆。据《中国植物志》采集史部分记载，我国至少有70％物种的命名模式现存国外。由于缺乏相应服务，我国学者至今难以参与研究。

　　为了完全摸清植物“家底”，我国传统的植物分类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过分依赖SCI的考核体系，又导致我国这一学科面临着举步维艰、后继乏人窘境。植物学家、华南植物园研究员杨亲二曾撰文指出，目前在我国许多高校，分类学几乎已成“绝学”，人才青黄不接；由于很难找到可靠的审稿人，我国权威的植物分类学术期刊甚至不得不停止发表藻类分类学论文。

　　根据全球植物保护战略，2020年将建立全球性在线植物志，我国作为具有约占世界1／10植物资源的大国，任务十分艰巨。专家呼吁，当前亟待重视和加强传统植物分类学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从战略上确保国家整体利益的需求；亟待进一步修订《中国植物志》和地方植物志，加快植物本底资料的抢救与整理；应设法将早年采自中国而目前存于海外的植物标本数字化，特别是“模式标本”，争取尽快将这些宝贵的财富收藏于国内，使中国学者在研究中掌握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