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有着密集的人口，现代化的企业，风格各异的建筑，繁华的商业和金融服务区，繁忙的交通运输，密如蛛网的“生命线”工程……为居民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为输送人流、物流、能量流，汽车、火车、飞机等交通枢纽大多出现在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城市汽车拥有量较大；城市也是互联网注册用户最多之地。

　　城镇化是人的聚集过程、产业结构的优化过程、消费品的升级过程。城市是生产和消费集中地，进城当市民，过上美好生活、享受城市文明成果，是中国农民的历史夙愿。进城的人多了，满足市民吃饭需求要大量的农田长庄稼；满足社会需求要供电、供水；满足环境需求要处理处置废物；满足吃饭需求的农田，生活需求的水、电，废物处理需求的环保，构成了城市“生态足迹”。居民的吃饭穿衣、家政需求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简言之，城市化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出发点和落脚点。

　　优化布局和结构是我国城镇绿色化的最大潜力之所在。我国城镇化是在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城乡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推进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2014年达54.77%，到2030年，城市化速度仍将处于较高水平。我国城镇化速度和规模历史罕见，但也出现了种种弊端：空间分布和结构不甚合理，如一些西部的城市建在滑坡、泥石流威胁下的山脚；资源环境约束增强，如东部一些地区的可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一些特大城市人口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小城市人口和产业集聚不足、服务功能弱，难以收到以较低成本分享发展成果的效果。

　　粗放的城市发展方式必须改变。过分追求宽马路、大广场，新城新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占地过大，“摊大饼”成为城市“通病”。一些城市大部分空间被水泥路所覆盖，不仅带来“热岛”效应，还阻碍雨水向地下渗透。水资源浪费严重，管网跑冒滴漏现象屡见不鲜，种植外来草坪，建高尔夫球场，支撑城市发展的“生态足迹”明显高于国外，“海绵城市”建设任务艰巨。

　　城市环境质量亟须改善。我国一次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煤炭的粗放利用导致许多城市的大气污染以煤烟型为主要特征。由于车辆密集，造成道路拥挤，交通事故频发；汽车尾气成为PM2.5的重要来源；扬尘和噪声加重了城市环境污染。近年频发的灰蒙蒙天气，影响六亿多人口；污水和垃圾处理能力不足，“垃圾围城”、“黑臭水体”并未根绝。所有这些，不仅影响居民健康，也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一些城市规划与交通、土地利用、环境保护等规划不衔接，缺乏权威性和可操作性。“领导一动，规划重弄”，“纸上画画，墙上挂挂”，难以得到有效执行。一些城市表面光鲜的“形象工程”不少，一下暴雨就“看海”，加快下水道建设刻不容缓。一些城市道路今天修好明天挖开，是名副其实的“拉锁”工程。加快建设城市地下综合廊道，十分必要和迫切。

　　绿色城市化，不仅要大街清洁、满眼绿色，而且城市生活要井然有序又不失活力，有适度的人口、繁荣的经济。随着城镇化由量的扩张走向质的提高，资源强度不断下降，碳生产率显著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天蓝地绿水清。既满足当前发展需求，也为未来发展留有足够资源和空间。今天的发展不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还能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创造条件。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原有城镇化的升级版。新型城镇化规划，是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提出了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新要求，明确了主要目标、战略任务和发展路径，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绿色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

　　绿色城市化的目标是可持续。西方的城堡是文明的词根，世外桃源的文学追求东西方均有。古希腊和古埃及时期出现城镇化绿色发展设想。1898年，英国学者埃比尼泽·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建设构想。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制定的城市规划大纲，将生态思想引入城镇化。20世纪80年代，绿色发展成为城镇化的主流理念。1981年，苏联城市生态学家亚尼茨基提出了生态城市发展模式。其中，技术与自然融合、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得到最大发挥、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环境质量得到最大限度保护。1994年联合国第一次城市可持续发展会议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可持续城市成为发展目标和方向。

　　协同推进绿色化与城镇化，关键是统筹规划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关系，要推进“多规合一”，使城市规划具有法律的权威性，相关规划之间要相衔接。城市建设远离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多发地带，以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合理进行功能分区，减少“潮汐式”堵车；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矿产、水资源，高效利用生产要素，加强节能降耗、减排二氧化碳，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系统修复；加强绿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发展绿色建筑，大力推进新能源、新材料的应用；开展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促进城乡发展由高能耗、高投入、高排放向低能耗、低投入、低排放模式转变；加大生态文明建设投入，使城镇化速度、规模、强度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促进“互联网＋”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发挥信息化的节能减排效用，推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加强信息网络、数据中心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政务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强化信息资源的社会化开发利用，推广智慧化信息应用和新型信息服务，促进城市规划管理信息化、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捷化、产业发展现代化、社会治理精细化。以人为本、创新思路、建设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能建筑，转变传统城市发展模式，明显降低城镇居民通勤成本，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与效率，使人居环境更美好。

　　此外，还要解决城镇绿色化的“钱从哪儿来”、“投到哪儿去”问题。我国的现代化肇端于西方模式的效仿，城镇化由政府主导有其必然性。规范干预行为，提高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减少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减少乃至避免市场无序竞争、过度竞争，及可能带来的垄断低效或不公正、不公平现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臻完善，政府有效干预应当与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是建立规范透明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拓宽融资渠道，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方式，把“隐形债务”变成显形债务；二是减少行政审批，探索政府与社会资金合作（PPP）模式，通过政府“种子”资金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城乡建设领域；三是建立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政策性金融基金，增加政策性金融业务；四是完善地方税体系，使之与地方政府的职能相适应。

　　绿色城镇化，应加强宣传教育，应强调政府引导，应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应强调公众参与。如果没有人的行为文明，好的环境也会遭到破坏。生态文明理念要体现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提高公众参与绿色社区建设、参与公益性活动的能力。从自身做起，尽可能购买绿色建筑，使用节能电器；改变“出门就开车”的习惯，尽可能绿色出行；从小事做起，如垃圾分类、爱护公共卫生，不使用“一次性”筷子、不使用薄塑料袋，捡起“菜篮子”、循环使用包装物，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消费模式。

　　有关中国城镇化的概念很多：敏捷城市化、集约城镇化、绿色城镇化、生态城镇化、可持续城镇化，以及环保模范城、环境卫生城市、森林城市、生态园林城市等。城市政府不仅要创新理念，更应付诸实践，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优化布局、集约高效、生态文明、绿色低碳”的发展之路，以尽可能少的资源能源消费支撑城镇可持续发展。唯此，才能让“美丽城市”为美丽中国添彩。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