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砖灰瓦包覆的西北重镇——明清时代

　　明洪武二年三月，大将军徐达率领北伐大军在攻占元大都后，引兵西向，渡过黄河，攻占关中，于三月六日进据这座已经在历史长河中退居二线的古都，改其名奉元城为西安府。西安府作为西北最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与军事重镇，是明军向西北出击，荡平蒙元残余势力的首要基地，也是刚兴起的大明王朝治理西北的行政中心。为了巩固北部边防，朱元璋的次子朱樉被封为秦王，驻守西安，作为藩王之首，有天下第一藩封之称。宋元旧城狭小破旧，难以容纳驻军，官署以及藩王府邸与百姓宅邸商界等诸般设施，扩建势在必行。

　　洪武初年，由于连年战事，民力凋敝，朱元璋下令“秦用陕西台治”，即秦王府城依托奉元城东北一隅的陕西诸道行御史台旧址兴建。这一选址决定了明代西安城的拓展方向——向东北拓展外城以便将秦王府环绕其中。洪武六年（1373），负责工程的长兴侯耿炳文、陕西行省参政杨思义、都指挥使濮英上奏，声称宏大的城墙扩展工事已经展开，但仅仅依靠军士修筑已感不敷，申请征调本土民夫在农事间隙“助筑为便”。根据奏章，西安城的扩展规模为“开拓东大城523丈，南接旧城436丈，今又再拓北大城157丈七尺”。

　　由于秦王府的兴建始于洪武四年（1371），城区同时向东拓展，所以必先拆除宋元旧城的东北两面城墙，旧有的城墙建筑材料极可能旋即用于新城墙，所以这项浩瀚的工程历时8年，直至洪武十一年（1378），朱樉就藩于西安，才告一段落。不仅如此，由于龙首原整体地势东北高而西南低，向东北拓展，亦有利于城防。这一工程一扫宋元时代城池的狭小局促，奠定了明清时期西安成为西北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坚实基础，使得明清西安城的相当部分一直留至今日。作为一座军事重镇的明代西安城，其防御体系之完备坚固，在今天依旧令人叹为观止。在城墙四角，各有一座高出城墙约2米的角台，突出墙体11米，沿城墙外壁，每隔120米就有一座伸出墙体的敌台（马面），各个相邻敌台之间构成的空间，可使守军利用弓箭、弩、掷枪、礌石乃至小型火器对进犯的敌人实施三面攻击。在敌台上，分别建有歇山式重檐两层式楼式建筑——敌楼，战时成为弓弩等冷兵器远射武器的发射基地。在城墙顶部内沿建有围墙，外沿建有垛墙，上有5984个垛口，间隔0.6米，垛墙呈“品”字形，中间预留一处高宽在九寸，外方内圆的悬眼，做瞭望，射击用。垛墙脚下也预留悬眼，供佛郎机炮、火铳射击用，垛口和垛墙顶部置有山字形封顶砖，以防御攀援而上敌人所用的飞钩与云梯顶部搭钩。

　　明清之际500余年，西安城墙经历了多次修葺，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在陕西巡抚张祉的主持下，城墙整体被通砌以灰砖。到了1781年（清代乾隆四十六年），陕西巡抚毕沅在任上再次修葺加固，将城墙基础向外伸出三尺，墙顶缩小一尺五寸，外侧上下斜度统一为五度，保证雨水能较快导入流水槽。为了加固墙体，全城沿墙基通砌两道三层石条，又在城墙外壁和城顶原包城砖的基础上，再追加一层新城砖。随着热兵器与火药的普遍使用，由于敌楼目标显著，屯兵易遭集中杀伤，毕沅拆除了所有明代所筑敌楼，改为硬山式面阔三间一层的驻兵卡房，共94处。

　　西安城的四座城门均为三重三楼建制，自内而外，分别为大城（主城墙）、瓮城、月城，以及分别建于其上的正楼、箭楼、闸楼。作为西安城最外重的防护，月城又称羊马城，比瓮城与主城城墙略矮约三分之一，紧邻护城河，控制架设的吊桥。月城之后，是墙体与大城等高同宽的瓮城，敌人若突破进入其中，会遭受来自正楼、主城、瓮城箭楼与瓮城环绕城墙四面的狙击。明代中后期，由于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又增设了东西南北四座关城。由四城三楼，马面、角台、垛口等组成的明清两代西安城防，在工业革命前冷热兵器混合时代，确实达到了固若金汤，坚不可摧的程度。

　　1644年，满清挥军入关，定都北京之后次年，即攻克了西安这座西北重镇，在前明疆域内，最早两处拥有八旗驻防的城市就是西安与江宁。而雍正朝之前，全国八旗驻防地中设有将军一职的，除了西安，只有盛京、江宁、广州、杭州等九地，足见其战略政治位置之重要。为了安置大批驻防八旗兵丁与家眷，于是从顺治六年（一说二年）开始，清廷就在西安城东北兴建城中之“满城”，作为其集中屯驻防御之依托。为了尽可能减少迁徙居民商户之纷扰，西安满城的选址定于城东北，征用了明代秦王府以及附属官署设施所用地，王府砖城则被拆毁荡平，辟为满城八旗校场：“西墙自安远门起，南至钟楼止，南墙自钟楼起，东至长乐门”，即北墙和东墙借用原有西安大城城垣，仅南墙与西墙为新筑。满城南墙与西安大城东垣相接处，正是长乐门外月城南垣与西安大城东垣相接处，故而能使东门外月城，瓮城与大城满城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根据雍正年间编修的《八旗通志初集》，西安满城的规模占据了大城面积的几乎40%，约为4.7平方公里，驻扎兵力为全国之首，雍正年间，满城与南城所驻守满汉八旗官兵多达8229人，大部分为马兵。

　　清代西安满城，共设五个城门，东门借用明代大城东门长乐门，西南门则为钟楼东门洞，另外新开三门：“新城门”在明秦王府萧墙北墙拆毁后形成的后宰门街西段；南门“端礼门”与明代秦王府内城南门名称相同，但南移至今日端履门街北口；西门“西华门”与秦王副城萧墙西过门位置处于一线，在今日西华门大街西口。满城内共有7条大街和94条纵横交错的小巷，各巷命名参照了兵营方位与排列次序，其中部分名称，诸如东九巷与西十巷，一直沿用至今。

　　满城与南城的建造，再次对古都西安的城市结构空间产生了一次彻底改变，自明初以来形成的四隅独立，以钟楼为中心的四大街十字形城市格局，逐渐变为城市东西两部相对隔离的形态：东西南北4条纵贯线大道仅余2条半，并重塑了剩余城市空间的功能性与集中性分割——明代官署分布较多的东大街南侧由于交通不便，空间狭小，使得清代除咸宁县署之外的大部分官署向城西半部集中，从而使得西安城西部逐渐成为政治核心。在满城以南的东南城区，由于环境静谧偏僻，则逐渐发展为以文庙，关中书院，府学为中心的文教区域。

　　清代西安的商业贸易区，也依托官署集中的南北两院附近展开。有趣的是，满城的封闭却促成了西安大城东门外东关城的繁荣：传统长安、咸宁两县商业集市由于原址被占，被迫向东关转移，而作为满城东城墙唯一出入口的东关本土集市，也由于满城大量八旗兵丁与家眷的日常需求而繁荣增长。

　　爱尔兰记者、摄影师、人类学家基恩（A.H.Keane）在《北亚和东亚》中描述说，西安是维系鞑靼斯坦、西藏和四川与中华帝国腹地贸易的要地，向甘肃运送陶器和瓷器、棉花、丝绸、茶叶以及小麦，接受兰州的烟草、豆油、毛皮、药材与麝香，宝石也通过这里输送到西藏与蒙古。庚子事变后，由于慈禧与光绪皇帝行宫所在，除了食材、鲜花、皮革丝绸等，古董珍玩字画交易也逐渐勃兴：“沿街京官车马往来，已有京师气象。”从盐店街至南广济街以及梁家牌楼，是西安钱庄票号的麇集之地。尼科斯在游记中曾记述：“陕西人在全国范围内，都被视为银行家与金融从业者，在从公共广场（南门院广场）向西延伸的一条大街约半英里处，就有将近20家钱庄与票号，每年经手的银两数以百万计。”

　　明清时期，西安虽然已经失去了全国性首都与经济中心地位，但身兼省城府城，以及长安、咸宁两县县城，其城市规模除了北京、南京外，罕有其比。到了清代嘉庆年间，两县“在城坊”数量共计94，但面积远小于唐代规模，坊间不再有坊墙间隔，但设栅栏与栅门，街巷纵横，其中包括由官府或士绅出资兴修，由条石铺砌的官街及泥土小巷，东西向127条，南北向83条，而拐形街道只有21条，深刻体现了西安城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方城正街”格局。

　　（本文来自三联生活周刊，感谢西北大学历史系张永禄教授，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史红帅研究员为本文提供的资料与大力帮助）